习仲勋曾送我一条毛毯

  1924年，孙国桢出生于扶风南阳，那一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为推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而进行北伐。从小耳濡目染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孙国桢深受感染和鼓舞。终于，在 20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的耄耋老人，依然记得刚参加革命时，曾受到习仲勋一次最朴素、最贴心的关怀……

加入游击队

“每人发一支枪，化装成老百姓”

 1945年冬，蒋介石调集 4个战区 26个师 30万兵力“围剿”中原军区部队。 1946年 6月 26日，中原部队分路突围， 8月初，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率领十三旅、十五旅一部突围至陕南地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突围至鄂西北地区。

 就在李先念率十三旅、十五旅一部，王震率三五九旅、干部旅突围至陕南计划创建游击根据地之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运筹帷幄，对如何配合李、王两部在陕南的行动作了认真地思考和安排。 1946年 8月 10日，毛泽东给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的习仲勋写信，指示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建陕南游击根据地。

 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作了安排。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区抽调关中警一旅两个加强连，组建为游击队，番号为“西府游击支队”，赵伯经任司令员兼政委，刘懋功任副司令员，全支队 300余人，隐蔽时期进入边区的 80余名西府籍党员组成干部队，随同西府游击支队行动。孙国桢就是在这个时期加入了游击队，开始辗转于麟游、扶风、岐山地区，扰乱敌方部队，掩护我方主力。“啥叫游击队？”孙国桢自问自答，“每人发一支枪，化装成老百姓。平时在山区，我们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手上要有死皮，脚上要有茧子，衣服上要有泥土和补丁，这样才不会被国民党发现。”至于游击队的人数，孙国桢表示：“很难说，有时三四百人，有时一二百人，但大多时候都是小规模力量，这样好隐蔽、好分散。”

孙国桢的回忆与毛泽东给习仲勋的信件内容如出一辙。在信中，毛泽东说：“麟游为中心一支，约三至五个连；其中三分之二（两个至三个连）以班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十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区）三五支枪，广泛分布于泾渭间十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其余三分之一（一个至两个连）则集中统一行动，但须取当地人民自卫队或人民游击队名义，或其他地方性质名义。”加入游击队时，孙国桢还是个 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他曾听干部提说过习仲勋的名头，却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能见到其人。

奉命去延安

“迎接全国解放，培训骨干力量”

1947年 3月 1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动用34个旅 23万兵力大举进攻延安。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部队奋起保卫延安，打响了延安保卫战。只有 2.3万人的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内外线配合，实行暂时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的方针，在达到预期目的后于 3月 19日主动放弃延安，使敌先头部队进入延安空城。延安保卫战共歼敌 5000余人，完成了掩护中共中央机关转移的任务。

 而在西府地区的孙国桢，也收到了西府地委书记吕剑人传达给游击队“保持力量，接受胜利”的指示。孙国桢回忆说：“解放扶风后，上级命令游击队来接受胜利果实，保管好枪支弹药，做好去延安的准备。”

 “延安是革命圣地，派我们去延安做什么？”当时的孙国桢正与游击队员们隐蔽在麟游，派去延安的目的，大家都不知道。直到 1948年 6月，孙国桢正式接到指示，与凤翔、岐山、扶风地选拔出的 200余人，去延安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培训骨干力量”。

 一行人由扶风出发，经乾县、永寿渡过泾河。“当时这一带还处在国民党的监控范围，我们可以说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前行。为了不引人注意，每个人之间都隔了一段距离。”孙国桢说，“我们以 60里为一站，大家在夜里赶路，天亮前进入村子，然后把村子封锁起来，禁止一切无关人员出入。”就这样走了三天，直到进入西府地委控制的旬邑地区，所有人才如释重负，一路上有说有笑，甚至还唱起歌来，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在旬邑，西府地委确定孙国桢等 6人去延安党校，其余人赴马兰干部学校。1948年 7月，孙国桢带着西府地委的介绍信来到党校报到。

 当时的延安，正在进行历史上著名的“土改纠偏”。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注意到，在土改中出现了极“左”口号和做法。他先后两次致信、致电西北局和党中央，汇报土改中出现了 9个方面的问题，指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引起了全党的关注，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充分调查研究后，习仲勋与贺龙、林伯渠等人，各自带领工作组奔赴分区和各县纠偏，数月后，事态得到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

  习 仲勋等人发起的“土改纠偏”，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欢迎。初来乍到的孙国桢，对习仲勋钦佩不已，而此后的一次见面，更让孙国桢对习仲勋印象深刻。

遇见习仲勋

“送我一条毛毯，温暖半个世纪”

 那是 1948年 11月初，孙国桢在延安党校学习的第五个月。此时的延安，昼夜温差很大，白天还是阳光普照，晚上却是寒风逼人。据孙国桢回忆，宿舍里，学员们躺在大通铺上，每人只有一条小被子，铺了没盖的，盖了没铺的，被冻醒是常有的事，有几个晚上，他甚至冷得睡不着。无奈，孙国桢与同来的扶风老乡吴彦俊想了个办法——两人头对脚躺在一张床上，铺一条被子，盖一条被子，这样才勉强有了点温度。但寒冬腊月还在后面，到那个时候又怎么办？两个人都没了主意。 不过，再艰苦的环境里也有欢乐的时刻。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党校礼堂里举行文艺晚会，文艺支队的演员们唱歌、跳舞、扭秧歌、吼秦腔，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台下黑压压地坐满了观众，孙国桢、吴彦俊等新学员也在其中。演出间隙，两人准备出去透气，刚到门口，就看到一个中等个子、微胖身材、领导模样的人迎面走来。“习书记！”吴彦俊认出是习仲勋，赶紧迎上前去打招呼。见此场景，年轻的孙国桢先是一愣，旋即回过神来，也立即正声说：“习书记好！”习仲勋微笑着对吴彦俊说：“你好，彦俊同志！”转而又对孙国桢说：“你好，小同志！”习仲勋竟然知道吴彦俊的名字？！原来，早在两当起义的时候，吴彦俊就是习仲勋的部下，两当起义失败后，吴彦俊与习仲勋失去了联系。来到陕北，吴彦俊虽然知道习仲勋就在延安，但却一直没有主动联系过老首长。“习仲勋是大方脸、大眼睛，头发又黑又密，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制服。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和蔼。”孙国桢回忆说。吴彦俊讲述了来党校学习的经过，又介绍了站在自己身边的孙国桢，习仲勋一直微笑着倾听。而后，习仲勋又亲切地问他们：“你们生活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和需求要解决？”吴彦俊和孙国桢对视一眼，如实汇报了铺盖不够用，夜里睡觉冷的问题。习仲勋听后对他们说：“你们的问题我记住了，回去我转告后勤，给你们想个办法。”得到这样的答复，吴彦俊和孙国桢激动不已，对习仲勋连声道谢。

  第二天，两人欢欣鼓舞地来到西北局，在接待室说明来意并做了登记后，工作人员抱来两条毛毯，并告诉他们：“这是习书记给你们的，他正在开会，就不出来了。”毛毯是黑褐色的，长 2米，宽 1.5米，铺在床上既厚实又柔软，盖在身上既暖和又舒服，吴彦俊和孙国桢再也不用为过冬发愁了。

 党校毕业后，孙国桢参加过扶眉战役，担任过长武县副书记和彬县书记，还远赴西藏担任米林县委书记兼军代表长达 16年。无论走到哪里，孙国桢都随身带着这条意义非常的毛毯，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磨得掉了毛、破了边，但他都舍不得扔掉。然而，遗憾的是，在 2006年装修房子的时候，这条毛毯误被丢弃，年逾八旬的孙国桢一直心里过不去，后经家人四处奔走，买了条相似的毛毯，老人方才聊以安慰。孙国桢说，每当想到那条毛毯，就仿佛看到了习仲勋慈善的笑容，听到了习仲勋和蔼的问候。(记者祝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