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聚焦海上丝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原标题：海上丝路考古会议聚焦新时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经济网厦门11月21日讯(记者 徐亚丽)沿海地区和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给海洋资源环境带来压力。在大规模建设海洋项目中如何保护好水下文化遗产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文物保护面临的新课题。在19日举行的“海疆万里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技术与海上丝路考古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上，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甘才超结合天津沿海的水下文物保护工作，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几点建议。

海洋经济在空间上对文化遗产形成威胁

中国有着近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其中蕴含着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文化遗产。甘才超告诉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年代跨度大，分布范围极为广泛。从环渤海海域早起人类活动岳石文化遗迹到位于广东广西的汉唐合浦、徐闻遗迹、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对外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直至近现代甲午海战、抗日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水下遗存都有发现，并且从近岸、滩涂到近海远海均有遗迹分布。而海洋经济中的渔业、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的主要分布在近海、滩涂以及近海陆地，这正是水下遗址分布类型较为丰富的地区，包括沉船、炮台、海神庙宇等。同时，近海也是填海建设及港口航道清淤等工程建设较多的区域。因此，海洋经济在空间上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甘才超从微观、宏观和政策法律三个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微观上摸清家底、保护工作前置

据甘才超介绍，微观层面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主要包括摸清文物家底、海洋开发活动中将文物调查保护工作前置等方面。首先，全面展开对我国近海海域水下文化遗存连续性、系统普查。尽快对已发现的遗物点进行重点调查，根据情况开展水下保护工作。其次，应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材料进行科学管理，建立全面、系统、科学的档案系统。第三，参照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经验，在涉海基本建设活动中将文物调查勘探工作前置。甘才超重点介绍了天津南港工业区的水下考古介入工作。即在园区开发时，考古队员对其要开发的海域进行了综合物探扫测，并在扫测过程中有了一些发现。此外，他还建议文物部门与海洋部门加强合作，共享资料，共同制定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案。

宏观上整体的规划、加强人员培训

甘才超表示，从宏观上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首先要加强和改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培训工作。不仅从潜水、水下考古技术和出水文物修复的角度去训练，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法制的角度开展培训;不仅对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培训，还要开展对海军、海洋、海监、渔业、交通灯领域的工作者进行文化遗产培训。

其次要推进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建设。有计划地把海军、海洋、海监、渔业、交通等力量纳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力量范畴之内，弥补文物系统在人员、经验、能力、设备、装备方面的欠缺和不足，形成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新体系。

第三，加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升。水下工作的展开更多依赖于科技手段的进步，依赖于技术与装备水平。目前我国的水下遗址的科技勘探、出水文物的保护条件等都比较薄弱，急需引入更为全面先进的科技手段来做支撑。

从政策及法律层面上寻求更为强有力的支持

据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了解，我国目前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主要是《文物保护法》和《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甘才超认为，为了解决在实践中暴露出的新问题，条例应增加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增加就地保护原则。据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了解，水下文化遗产多年以来已经和周围环境达到了某种平衡状态，在移出水下环境之前，这些物品进一步受侵蚀，腐坏程度相对缓慢;一旦打捞出水，新一轮的侵蚀过程很快就开始了，物品很容易遭受腐坏乃至彻底灭失。二是细化现有的文物发现报告和奖励制度，激励渔民等发现者主动报告其发现，上缴打捞出的文物。三是增加对违反者的处罚力度。四是考虑增加促进社会宣传和公众教育的规定，增强全民保护意识，使全社会都来关注祖先们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欣赏热爱这些资源从而自觉地保护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