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门票问题看景区科学管理

　　□刘思敏

　　十一前夕，景区门票价格的变动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多家知名景区宣布上调门票价格;另一方面，“一元票游大武夷”、诸多公园国庆节免费等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比之下，人们对景区涨价大多持否定及批评态度，其实对景区来说，是有失公平的。那么，人们该如何正确评断?景区票价又该何去何从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去年发布的《2013年我国4A、5A级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所有5A级景区平均票价为109元，52.94%的景区门票价格在100元至200元之间，7.19%的景区门票价格在200元以上。面对不断上涨的景区门票价格，民众叫苦不迭，发出“玩不起”的感叹。

　　然而，从理性角度来讲，一味地反对景区门票上涨，则未免有些盲目甚至反应过度了。据估算，把全国100多家5A级景区全部走完，大约需要人民币2万元左右。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可细想一下，这些景区分散在全国各地，就算每个黄金周去看3个，也需要至少40年的时间，而这基本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到景区旅游主要目的是观光，而主景区门票价格多在100—200元之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高，声称门票上涨导致“玩不起”，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因此，把景区的涨价“一刀切”，笼统地全盘否定，是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也忽略了景区门票涨价的前因后果。

　　景区门票涨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无奈。可以说，景区门票涨价的动力始终存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素：一是成本的上涨，二是管理的缺失，三是盈利的冲动。

　　其一，旅游业本来就与生活密切相关，在各行各业都出现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它没有理由游离于大势之外，所以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通过门票价格体现出来。因此，从宏观上讲，门票涨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二，管理缺失，即相关职能部门在管理上缺乏思考、缺乏手段，甚至缺乏能力，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对执行层面考虑较浅，监管措施不到位，导致景区票价制定的随意性较大，甚至玩儿“文字游戏”，最终损害游客的利益。

　　其三，关于盈利的冲动，需做深入分析。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旅游业有了相应的发展需求，但那时极少有人来投资景区，中央政府更没有钱开发景区。所以，国家出台的政策是国家、地方、集体、个人等一起上、“谁投资、谁受益”。渐渐地，有相当一部分景区的门票收益，成为地方政府的“摇钱树”。作为主要财源之一，无论是用来“填窟窿”，还是开辟财源，政府都有动力来做景区的包装，包括涨价。

　　综上所述，景区门票上涨并非景区的“拍脑门”决策，而是有着体制、机制、成本、监管等多方面的动因。如果用静态的眼光看票价上涨问题，显然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换个角度，免费或低票价也不一定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生维护。旅游，是一项基本权利，但不是基本福利。福利通常来说有两个层面：要么是全民普惠的，如果不是普惠的，就应该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然而，我们知道，旅游是富裕起来的人群才可能有的消费行为，如果大量景区免票或低票价的话，表面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福利，都可以免票，但本质上并非如此。如果景区免费或者低票价了，那必定由财政买单，而财政恰恰是来自于全体纳税人的。那么，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去景区，又怎么能享受到这份福利呢?所以，景区免费或低票价，就等于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去资助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从而让表面上的全民福利变成了少数富有阶层的狂欢。所以说，真正关注民生，并不一定要把精力放在景区门票的调整上，而是需要透过门票问题，进行全面的谋划和布局。

　　笔者主张，景区管理应该分为三类，即公益型、市场型和混合型。针对不同的类型，应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以利于全国景区结合自身特色实现长远发展。

　　公益型景区指具有极大的、明显的社会公益价值的“优中选优”的景区，如故宫、黄山、九寨沟、张家界、峨眉山、三峡大坝等，其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是自然垄断产品，也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有的财富。这类景区应免费或较少收费，力争让全民都能够公平共享，避免垄断利润，避免对低收入人群不公正，同时门票方案要向未成年人、学生、家庭、学校等重点受教育人群和组织倾斜，以达到最大的社会公益效果。

　　市场型景区指不依托所在地传统的旅游资源，依靠开发商投入资本、土地、文化创意等旅游发展要素，产生市场价值的“无中生有”的景区，如欢乐谷、迪士尼、环球影城等，其中人造景观、人造娱乐型景区占较大比例。此类景区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和风险性，是纯市场化产品，门票价格决策完全是市场行为，就像美国好莱坞大片一样，让游客“用脚来投票”，门票采用“谁来就向谁收费”的方式，政府不承担额外责任，只需做好备案。

　　混合型景区指依托所在地的森林、一般人文古迹等国有资源，同时也依靠开发商投入资本、土地、文化创意等旅游发展要素，产生市场价值的“平中见奇”的景区。这类景区占中国全部1.5万多个景区中的大多数，其中四川的碧峰峡等景区最为典型。此类景区兼具公益性和市场性，因此门票定价必须部分考虑公众的利益，同时又要面对供求关系的影响，政府又不能过度干预，一定幅度的价格升降属于正常现象，应实行政府指导价。

　　在门票价格尤其是公益性景区门票价格问题上，应该看到，资源转化为产品是需要投资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在我国，公益型景区目前还是地方政府在开发、建设、维护以及提供费用，不从中获取利益，至少收回成本，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把这部分景区换成中央政府来投资，实行国家公园制度，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现有体制下，在实现国家公园制的过渡期内，景区收费模式与“贷款修路，收费还贷”高速公路收费模式异曲同工——收费不是问题，涨价也不是问题，甚至涨多少也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基于“成本+合理利润”的定价原则，且这个原则的执行，必须以财务信息的透明、可核查为基础。这方面可以借鉴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制度，通过第三方审计的方式公布景区运营成本，在解决成本问题后，景区也可以保持合理的利润以储备未来发展资金。

　　景区票价无论上涨还是免收，都有其充足的动因。要彻底解决门票混乱的问题，还需结合上述三类景区各自特色进行统筹考虑，以期实现景区的科学、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