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学两千年更新换代 管窥朝鲜半岛历史之变

关注度颇高的朝鲜，再度成为举世焦点。在这样一个时刻，搜狐文化特揭开尘封的朝鲜文学史，梳理朝鲜文学更新换代的历程。

有文字记载的朝鲜文学，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此之前，已经流传着古代神话传说和口头歌谣。其原始艺术活动，见于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书中，内容大抵同祭祀和农功事毕的欢庆活动相结合，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信仰。

现存最古老的朝鲜四言诗《箜篌引》和《迎神歌》，可能是使用文字后记录的口头歌谣。《箜篌引》出自中国汉乐府，据西晋人崔豹《古今注》的记述，被认为是古朝鲜人所作。朝鲜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以《檀君神话》为代表，叙述神人檀君建立古朝鲜国的故事。朝鲜传入汉文后，始有书写文学。近两千年来，他们借用汉字书写官方文书，著书立说，进行文学创作。1444年，李朝世宗时创制了朝鲜文字，国语文学日渐普及，至李朝末期，汉文文学始趋衰微，终于为国语文学所代替。

朝鲜文学主要分为4个时段。

第一段：三国时期

1世纪前后，朝鲜半岛形成百济、新罗2个国家。朝鲜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三国之间，相互攻伐，战争频仍，至 7世纪由新罗实现了统一半岛。后又有后三国的纷争。10世纪初，高丽王朝兴起，建立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儒、释、道三教都传入三国。佛教在新罗最盛，并创造出灿烂的佛教文化。但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儒家思想。高句丽首先使用汉文。她保有最早的四言诗《黄鸟歌》；后又有定法师的《孤石》和乙支文德的《遣隋将宇仲文》等五言诗。其他著作方面，高句丽还有前后两次的史书《留记》和《新集》（已佚）的编纂。百济的文化也很发达。285 年，学者王仁东渡日本讲授《论语》，第一次把儒学和汉文传到日本。4世纪， 学者高兴著国史《书记》。百济除成忠的《狱中上书》和兴首的《上义慈王文》个别文章外，没有多少文学作品留给后世，连古老的《书记》一书也早已泯灭不存了。新罗在统一半岛之后，出现强首、金仁问、金大问、良图、薛聪、慧超等散文家和崔致远、王巨仁、朴仁范、崔匡等诗人。他们的著作多数只存其名，书已失传。7世纪中叶， 真德女王织在锦缎上送给中国唐太宗的五言排律《太平颂》，在中国有一定影响，被收入《全唐诗》。《唐诗品汇》评为“高古雄浑，可与初唐诸作相颉颃”。薛聪的寓言《花王戒》、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残本和金后稷的《谏猎文》，是至今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新罗散文。崔致远是这个时期乃至整个朝鲜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在中国留学，回国时值新罗末季，因不满现实，隐居伽山，不知所终。他的作品散失不少，但有一部完整的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和散见于其他选集与史书中的诗作流传至今。朝鲜历代文人都奉他为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人。借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新罗乡歌，是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的最初尝试，也可以说是朝鲜国语文学的发端。它和纯粹的汉文作品相比，是个进步，然而仍有极大的局限性，不懂汉文的人依然无法理解它。现存的新罗乡歌只有14首。这个时期汉文还不普及。三国文学的主流还是大量的口头歌谣和被文学史家统称为“说话”的各类传说故事。这些“说话”大致可分为建国说话、英雄说话和民间说话三类。三国开国的始祖，功勋卓著的将军，机智勇敢、秉性善良的平民百姓，多是传说中的主人公；故事生动，带有奇异的神话色彩，对后世的叙事文学有深远影响。三国的民间歌谣，著名的有高句丽的《来远城歌》、百济的《井邑词》和新罗的《会苏曲》等。被记录为乡歌形式的《薯童谣》和《风谣》，也属民谣范畴。从内容上看，有劳动歌谣、抒情歌谣和爱国歌谣。

第二段： 高丽时期

繁荣的起始

高丽于 918年建国，1392年灭亡，历474年。朝鲜文学的繁荣，始于这个时期。继新罗乡歌之后，产生了高丽歌谣、景几何体和时调等多种样式的国语诗歌。高丽歌谣长期流传民间，又称俗谣和长歌，内容无贵族士大夫气，敢于大胆地表现爱情。景几何体诗歌因段末附有朝鲜语气词“景几何如”而得名；由于第一篇作品题名《翰林别曲》，又称翰林别曲体。最早创作于13世纪，内容充满贵族的生活情趣，文字是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乡札”和汉文的混用。它上承乡歌，下启时调和歌辞，在国语诗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时调在高丽末期出现，是只有三行的短诗。出现后经久不衰，后来行于李朝一世。忠于高句丽的几个大儒多采用这一形式表白忠节，为高丽王朝唱着挽歌。高丽历代国王都重视文教，奖励学问。935年太建祖王兴设学校；975年采用留居朝鲜的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以科举取士；990年在西京（今平壤）设修书院；992年设国子监，并选拔优秀生徒送中国留学；又在文臣中行月课法，命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上诗三篇，赋一篇。穆宗时，有“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第一个创立私学；随后又有不少儒学者效法。朝鲜的汉文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普及。

12世纪

12世纪初，金富轼完成他的《三国史记》的编纂；13世纪僧一然的私家史书《三国遗事》问世。两部书中运用文学笔法撰写的人物传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显示了高丽散文的成就。这时期文学的主流是汉文诗歌。11世纪出现了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金黄元、高兆基、郑袭明、郭舆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他们以清新的风格、浓厚的抒情色彩，开一代诗风。12世纪末，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以郑仲夫为首的武臣之乱，形成长期的武臣专政。文人遭到残酷镇压，有的被杀，有的遭流放，有的遁迹山林。他们和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组织一些文人小团体，通过创作发泄心中的愤怨。同时，由于有了广泛接触现实生活的机会，看到了民间的疾苦，所以和前一时期相比，不仅作品的题材范围扩大，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批判现实的倾向。 另一方面，遁世的隐逸思想开始抬头，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田园诗歌。李仁老、林椿等“海左七贤派”诗人，代表着这个时期的文学潮流。著名诗人李奎报对贫苦无告的农民充满了同情，对残害百姓的富豪、酷吏、贪官给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贫富的不均、外敌的入侵，都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他写京城权势之家，财宝山积，在农民“饥仆不自救”的时候，竟用珠玉般的白米饲马喂狗，指出这是“假人手上劳，妄谓能自富”（《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而一些咏史、咏物和抒怀之作，也无不有所指而发。李奎报的创作为朝鲜现实主义诗歌奠定了基础。

程朱理学传入

高丽末期，中国程朱理学传入朝鲜。文坛的中心人物李齐贤、李谷、李穑等对程朱理学均有很深的造诣。李齐贤是和李奎报齐名的诗人，二人被认为是高丽文学的双璧。他在中国住了26年，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文，并创作了一些在朝鲜绝少有人措手的词和乐府诗。他同情善良，指斥不义，在不少借古喻今、感事抒怀的作品里，饱含着深厚的爱国情感。李谷也是一个同情人民的诗人，他的长诗《橡栗歌》描绘了农村一幅悲惨景象，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活跃在这个时期的诗人，还有崔瀣、郑枢、李崇仁、元天锡等。郑枢原是谏官，因直言犯上被贬。他的诗大胆抨击时弊，暴露黑暗；其七言诗《蛙夜鸣》和五言诗《污吏》，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高丽末叶社会的真实写照。

稗说文学

在朝鲜古典文学中，稗说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它始于高丽，盛于李朝。从12世纪起，先后有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崔滋的《补闲集》和李齐贤的《栎翁稗说》出现。这一体裁，有类于中国的笔记文学，史话、诗文评论、人物轶事、民间传说等内容，莫不包罗其中。带头创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作家，他们打破风靡一时的骈体文的束缚，在散文领域开拓出一个新的境地。至李朝，这一体裁得到发展，促进了小说的产生。

第三段：李朝时期

14世纪

14世纪李朝开国，实行“斥佛尊儒”政策，确立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这不能不对李朝一代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正统的道学家们睥睨词章之学，对新兴的小说尤为深恶痛绝。18世纪的一次所谓“正祖文体反正”运动，便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禁止小说的创作和流传。李朝文学可以说是在和道学家的激烈斗争中向前发展的。1444年朝鲜文字的创制，是社会生活和文化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为朝鲜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阶级长期对文化的垄断。首先是国语诗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高丽末期出现的时调，至此已成为普遍的诗歌形式之一。有以孟思诚、周世鹏、李为代表的粉饰太平、宣扬人伦世教的“道学诗歌”和“江湖诗歌”，也有以金宗瑞、南怡为代表的爱国时调和黄真伊等平民、妇女反映世俗人情、男女爱情的作品。尹善道以其时调形式的完美和内容的丰富而成为这一体裁的代表作家。18世纪时调开始普及到庶民阶层。金天泽、金寿长领导的“敬亭山歌坛”在这方面起了推动作用。歌辞体诗歌是李朝时代的首创，在音律、格式上都更为自由，没有长短、行数的限制；抒情、叙事均能运用自如。郑澈、朴仁老两人的创作成就，为这一体裁赢得了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郑澈的歌辞以描写山河的壮丽和感情的真切取胜，朴仁老则用来歌颂反侵略战争，扩大了它的表现领域。后来的“纪行歌辞”和“闺房歌辞”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李朝的汉诗已不能独步诗坛。但是，文人中写汉诗的仍属多数，其成就也超越了前代。随着李朝政权的巩固和新贵族集团的形成，土地兼并之风又烈，从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燕山君、光海君的暴政，1592年壬辰和1636年丙子两次大规模外敌入侵，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文人也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连续不断的“士祸、党争”几乎把他们都卷了进去。政治的黑暗，战争的破坏，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决定了李朝汉诗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第一批有成就的诗人，以李石亨、徐居正、姜希孟、成侃、金时习、南孝温以及被称为“海东江西派”的朴、李荇、申光汉等为代表。他们一反前期的郑道传、权近、卞季良歌功颂德派的诗风，把权贵势力的骄奢淫逸、富人的贪得无厌、下层人民惨遭迫害的痛苦，摄入作品之中，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徐居正的《老牛叹》、李石亨的《呼耶歌》、李荇的《记事》和成侃的一些诗，描绘出李朝社会民生凋敝的一幅幅凄惨的画面。成侃的爱情诗，姜希孟的田园诗，也很有特色。

16世纪中叶

16世纪中叶以后，兴起学唐诗风，白光勋、崔庆昌、李达倡导最力，时号“三唐诗人”。由于身世际遇的不佳，他们的作品都流露着明显的不满现实的倾向。被称为“四大家”的申钦、李廷龟、张维、李植，基本上也是推重唐诗的，都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的较好的作品。李植力倡诗歌的醇正之风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他们主要以文章出名。诗歌创作成就突出的还有崔、车天辂、柳梦寅、鱼无迹、权等人。权是李朝的重要诗人，一生不与统治者妥协，终因写诗讥讽当权者而遭杀害。在这个时期，爱国主义诗歌放射出了异彩。李舜臣的 《闲山岛》、 西山大师的《过王将军墓》、李安纳的《从军行》，表现了爱国将士的壮志凌云的气概。女诗人李玉峰以及郑澈、赵宪、林悌、朴仁老、金德龄、郭再、金尚宪等都写出了一些爱国的汉诗。

实学派思想

18世纪实学派思想的盛行，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一次接近于近代思想的启蒙运动。实学派代表作家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挑战，反对空谈性理，提倡“利用厚生”的学问，主张实行强国富民的社会改革。在文学上，反对模仿和形式主义，鄙薄“拟摹仿象”的作品，要求创新。朴趾源和丁若镛是实学派文学的两个高峰。朴趾源以辛辣讽刺的笔法揭露种种腐败现象和弊端的汉文小说，丁若镛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农民苦难的汉诗，不论是揭露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批判的尖锐性，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继承实学派文学传统的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洪良浩、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李家焕、李学逵、申纬、金正喜等一批名重一时的作家。洪良浩的诗《流民怨》，反映了由天灾、官租和统治阶级奢侈享受所造成的人民无衣无食、流离失所的惨状，很有代表性。

小说

小说这一体裁，至15世纪才出现，是从以成的《慵斋丛话》为代表的大量涌现的稗说文学的基础发展而来的，也有中国小说的影响。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和爱国精神的高涨，是促使小说繁荣的的社会原因。金时习用汉文创作的《金鳌新话》是小说体裁的嚆矢。几十年以后，有林悌的寓言小说《鼠狱说》、《花史》等问世。不久，又出现了许筠的国语小说《洪吉童传》。后三部小说都取材社会生活。《洪吉童传》不但更具备小说的特点，而且是一部直接描写人民反抗的作品。据说许筠在写作之前熟读过中国小说《水浒》。爱国主义的小说也已出现。反映壬辰战争的《壬辰录》和反映丙子战争的《朴氏夫人传》、《林庆业传》，塑造了一系列抗击外敌的、爱国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流传着《天君衍义》、《忠孝录》和《彰善感义录》之类的炫耀荣华富贵、进行封建伦理说教的作品。金万重是朝鲜最著名的小说家，写了两部长篇小说《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前者写贵族家庭的冲突，影射宫廷内部的黑暗和倾轧，有一定的暴露意义；后者的爱情描写，虽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反封建倾向，但是也表现了作者对一夫多妻制的欣赏态度，作品还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消极虚无思想。金万重的杰出贡献，主要在于他坚持用国语写作，并将中世纪的长篇小说形式发展到成熟阶段。

繁盛期

18世纪是朝鲜小说文学的繁盛期，而属于个人的创作却少了起来。著名的三大传《兴夫传》、《沈清传》、《春香传》以及《兔子传》、《孔菊与潘菊》、《蔷花红莲传》等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长期流传而逐渐加工、润色成书的。描写普通平民的生活，反映他们的爱憎和理想，成为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春香传》是朝鲜文学史上的名著，书中所歌颂的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的爱情，是通过反对封建门第、身份观念和残暴势力的淫虐表现出来的，也就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春香这一艺术形象，已成为美丽、贞节的象征，为朝鲜家喻户晓。李朝末期，小说继续繁荣不衰,多数是写爱情的所谓“艳情小说”。佚名作品《彩凤感别曲》通过一对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揭露了李朝社会的黑暗和封建官吏卖官鬻爵的丑恶行为。这部小说在形式上也有所突破，初步摆脱了中世纪小说的框框，接近近代的新小说。

第四段：朝鲜现代文学

文化启蒙运动

以1876年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为起点，朝鲜封建的自然经济逐渐为外来资本主义所破坏，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前后，民族自主精神空前高涨。到处爆发内反压迫、外抗侵略的义兵斗争，包括教育运动、国文运动在内的以“内修外学”为口号的文化启蒙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在文学方面，新剧运动、歌咏运动和新小说的兴起，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实行野蛮的殖民地统治和民族同化政策。1919年爆发了全民性的“3.1”反日运动。马列主义开始传播，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广泛兴起。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变换统治手法，由“武断统治”改为“文化统治”。在此之前不久，已有崔南善创办的《少年》、《青春》杂志，发表他本人和李光洙的新体诗和现代小说。

三大流派

1919年以后，出现了“创造”、“废墟”、“白潮”三大流派，把西方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艺思潮引进朝鲜，提倡“纯文学”。“文学不是说教，文学永远是艺术，这里没有伦理，没有道德，只有对美之追求。”这段话可以代表三派的共同文学观。充满在他们作品中的是颓废、感伤和幻灭情绪。金东仁、廉想涉、朱耀翰、吴相淳是这批作家的代表。20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他们以李光洙、金东仁为首，形成激烈的反对派。

无产阶级文学

1923年，以“焰群社”为代表的新倾向派文学首先举起革命文学旗帜，震动了文坛，赢得了广大读者。他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和贫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不仅写他们呻吟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而且反映他们强烈的反抗精神。

崔曙海的《出走记》、《饥饿与杀戮》最能代表新倾向派文学的特点。从新倾向派到1925年“卡普”（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

卡普文学

1927年，“卡普”进行了一次整顿，制定了新纲领，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宣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翼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赵明熙的小说《洛东江》，李箕永的小说《元甫》、《造纸厂村》和《故乡》，宋影的剧本《拒绝一切会面》以及李北鸣、严兴燮、尹基鼎的小说和李相和、朴世永、金昌述、柳完熙等的诗歌，已经与前期新倾向派文学单纯表现个人反抗的作品不同，开始描写工人、农民的有组织的斗争和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出现了深入到群众中去的革命者的形象。日本统治当局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实行严厉镇压，1931年和1934年对“卡普”作家进行两次大逮捕，并于1935年强迫加以解散。但“卡普”文学活动遍及全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连极端反对革命文学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卡普文学”支配了从1925至1935年的文坛。在革命文学阵营里，还有一批进步作家，如著名小说家罗稻香、姜敬爱和诗人金素月，都在他们的创作里留下时代的足迹。从30年代后期起，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朝鲜的统治，革命作家已不能公开活动。李光洙、金东焕、金亿、朱耀翰等人，组织“文人报国会”，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服务，并和崔载瑞等一起提倡“国民文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种族灭绝政策的“内鲜一体”（即日鲜一体）、“皇民化”口号在文学上的反映。

解放运动

上世纪30年代，金日成领导朝鲜抗日武装斗争，革命文艺活动在武装斗争中非常活跃，当时最为普及的是革命歌谣。《思乡歌》、 《反日歌》、《决战歌》、《勇进歌》、《列宁诞生歌》、《饿民斗争歌》、《妇女解放歌》、《不平等歌》等，歌颂武装革命。金日成参加和指导创作了《血海》、《卖花姑娘》、《一个自卫队员的遭遇》、《城隍庙》、《庆祝大会》等剧本，剧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革命觉醒，表现了他们在革命者的启发下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过程”。

建设新文学

1945年8月15日朝鲜北半部获得解放，朝鲜文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46年 3月成立了北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任务。同年，金日成指出了“文学艺术应当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以后的各个时期，朝鲜劳动党都为文艺工作制订了方针和政策，并领导了解放初期对散布忧伤厌世情绪、 歪曲现实的诗集 《凝香》、《艺术社团》的批判和以后对林和、金南天、李泰俊等人的批判。李箕永、宋影、朴世永、尹基鼎、严兴燮、李北鸣等“卡普”时期的老作家，作为文艺队伍中的骨干力量继续从事创作，同时涌现出更多的中、青年作家。革命志士、工人、农民、人民军战士和先进知识分子，成为作家主要描写和歌颂的对象。在反对美国侵略的祖国解放战争中，文艺工作者走上前线，一面战斗一面写作。赵基天、金史良、李东奎等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为保卫国家献出了生命。

新作品频出

战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家队伍更加扩大，作品的数量更多，描写的题材范围更广，古典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工作也系统地开展起来。解放后30多年来，朝鲜文学不断繁荣、发展。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描写抗日武装斗争的赵基天的长诗《白头山》，朴世永的长诗《密林的历史》，石润基的长篇小说《茂盛的向日葵》；描写土地改革的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千世峰的《大河奔流》；描写祖国解放战争的黄健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岛》，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石润基的长篇小说《时代的诞生》，赵基天的诗《朝鲜在战斗》；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千里马运动的李北鸣的短篇小说《劳动一家》，金炳勋的短篇小说《旅伴》，权正雄的短篇小说《百日红》，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李根荣的长篇小说《第一次收获》，河正喜的长篇小说《白杨树》，边熙根的长篇小说《地下的星星》，赵白岭的剧本《红色宣传员》；描写南朝鲜人民斗争的赵基天的组诗《战斗的丽水》，李贞淑的长篇小说《斗争之歌》，金玄九的长篇小说《燃烧的港口》；描写近代历史题材的宋影的剧本《江华岛》，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图们江》，朴泰远的长篇小说《甲午农民战争》等。此外，小说家尹时哲、李尚铉、金北乡、金在奎、俞恒林、金英锡、严端雄，诗人赵碧岩、金朝奎、李灿、韩鸣泉、郑曙村、金雨哲、金学渊、赵灵出、安龙湾、郑文乡、崔荣化、白仁俊、吴永载、金舜石，剧作家韩泰泉、韩成、朴灵宝、李钟淳、李东春，儿童文学家李园友、姜孝淳等，都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

4.15创作团

近几年来，朝鲜作家同盟组成“4.15创作团”，创作反映金日成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出版了丛书《不朽的历史》中的《1932年》、《艰苦的行军》、《白头山麓》、《图们江畔》等长篇小说；属于这类题材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万景台》、《千里迢迢去学习》、《黎明的鸭绿江》。创作团还组织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作曲家等从事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创作的一些著名作品的改编工作。《血海》、《卖花姑娘》、《一个自卫队员的遭遇》已经改编成电影、 歌剧、 长篇小说，话剧《城隍庙》又重新编排上演。在创作思想方面，朝鲜劳动党提出“共产主义人学”和“种子”理论，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指导原则。

朝鲜全国性的作家组织，是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属下的朝鲜作家同盟，负责组织作家学习、体验生活和创作作品的出版和发表，除有专业性的朝鲜文艺出版社外，还有金星青年出版社和文艺刊物 《朝鲜文学》、 《青年文学》、《诗文学》、《剧文学》、《电影文学》、《朝鲜艺术》和《文学研究》等。

延伸阅读：

朝鲜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将明朝理想化了

柳梦寅诗文中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幅员辽阔、景色壮丽、充满机遇的大国。他着力描绘中国天地的辽阔，如“中州天地阔，山远野无边”（《鞍山途中二首》），通过描绘辽阔苍茫的旷野、连绵不尽的群山，展现出一幅开阔、壮观的图景，凸显了中国是大国的特点。

“中州天地阔”不仅指中国自然空间广阔，还意味着社会生存空间大。例如，在海州卫遇到壬辰战争结束后随回国的明朝军队移居辽东的朝鲜人后，柳梦寅劝慰他们，“江山中夏豁，田土上游腴。寡识难离褐，贻谟望握枢”（《海州卫，见国人孙三、孙金、太仁孝、成龙来访》），意即明朝土地辽阔富饶，足以丰衣足食，尽管第一代移民学识浅薄，无法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可从长计议，设法让子孙后代出人头地。柳梦寅提出这种建议，是因为他了解到“中国贤无方，何嫌卖浆者”（《酒家小童，能诵中庸。书以奖之》），明朝未对科举考试应试者的出身进行严格限制，出身卑贱者也可凭借学识科举及第，一举跻身于士大夫之列。在他看来，中国充满无限机遇和可能，真才实学者可以大展身手。

在柳梦寅笔下，中国还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人杰地灵、“民物总醇明”，“街谈霏屑皆文字，孩语翻澜自浊清”（《独乐寺施诗六首》）。明朝的书籍出版流通也十分兴盛，“芸轴牙签栋宇充，珠琲成列眩双瞳”（《中州杂咏十八首书肆》）。书肆的兴隆意味着学术、文化的繁荣， “礼乐炳日星，儒术何昭融”（《东岳庙》）。而儒学思想和礼乐文化的熏陶造就了淳朴的民风，“宾至如归争借榻，村居比屋少穿窬”（《中州杂咏十八首街铺》），普通百姓身上也体现出作为文明之国国民的优良素养。

在他看来，中国还是一个富庶的国家。乡村呈现出一派和乐景象，“烟树参差接帝京，四郊鸡犬诧升平。尧民满地三农足，禹跡无边九甸成”（《三河途中》），国家赋税不重，农民过着安乐富足的生活。境内陆路、水路交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中原民舍挟通衢，赆货丝棼所委输”（《中州杂咏十八首街铺》），“百廛陈货夸摫釽，万落盈郊眩绮罗”（《广宁八首》）。国家制度完善，官员不必贪腐，也能过上阔绰惬意的日子，“薄禄自能存九族，久廉犹能积千籝”（《独乐寺施诗六首》）。其诗歌中的种种景象表明，明王朝的士农工商各阶层都安居乐业。

柳梦寅的诗歌还描写了中国的军备情况，认为明朝的城池固若金汤、坚如磐石，“虎踞医巫镇塞垠，雄城千雉矗长云”（《广宁八首》）；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杏堡军容肃，松山塞戍牢”（《杏山松山途中》）；军人作战勇猛，所向披靡，“金鳞耀日弥长野，汗血嘶云轶迅风。尘洗胡沙封燕颔，红漫白草斫驼峰”（《中州杂咏十八首兵马》）。因此，他断定，明朝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有能力扫除任何外敌、内患的威胁。

17世纪初的明王朝在柳梦寅笔下被描述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在《独乐寺施诗六首》中，柳梦寅描绘出他对明朝的总体印象：“天皇大界人皇世，万里长河千里坰。寿域腾歌浑击壤，边氓垂白不观兵。乾坤尽囿垂衣化，帝力何为但凿耕”，将当时的明王朝比作儒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尧舜时期的太平盛世。

实际上，柳梦寅笔下的中国形象带有不少虚构成分。根据史料来看，当时的明王朝危机四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的赋税徭役不断增加，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很多官员通过不法手段聚敛财富，农民生计十分艰难，一些人被迫揭竿而起。仅当时的明神宗统治期间，全国各地就爆发了十多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边疆地区也不断爆发叛乱和战争。1592—1600年间，明王朝先后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半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所谓“万历三大征”，国力迅速衰落。就在同一时期，辽东地区的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势力日渐强大，对明王朝虎视眈眈。在柳梦寅出访35年后的1644年，明王朝灭亡。由此可以推测，1609年的明王朝绝非柳梦寅笔下那般祥和、安乐，其军事力量也绝非那般坚不可摧。《朝天录》中的明王朝是一个被理想化的国家，带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

乌托邦的明朝形象主要源自朝鲜传统慕华思想

柳梦寅诗文中的描写部分反映了明王朝自身的客观现实，如与朝鲜王朝相比，疆域更为辽阔，科举制度相对公平，以儒学和汉文学为核心的文明水平更高，交通体系和商品经济更为发达，等等。但是，在他关于民生、吏治、军备等方面的描述中，明王朝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被美化，这一方面是朝鲜民族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与作者自身的经历有关。

自汉唐时，朝鲜半岛就开始与中国进行交流，新罗王朝积极吸收中国的文物制度，大批新罗留学生也将汉文学、儒家思想等中国文化带回本国，自那时起，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就成为朝鲜半岛仿效的对象。到了高丽时期，宋朝发达的文化艺术得到尊崇，程朱理学被引入朝鲜半岛。1115年，高丽谢恩兼进奉使在对宋王朝所上的奏表中表示：“顾惟弊邑，夙慕华风，在乎开宝之时。及至神宗之世，每驰使价，参遣生徒，俾以观周，期於变鲁”，所以高丽派遣五名学生赴宋朝国子监读书，期待着通过他们 “化民成俗，由乎大学之风，用夏变夷，籍彼先王之教”（《高丽史》第14卷）。这表明从新罗至高丽王朝都认同儒家传统的华夷思想，视中国为华夏，自身为夷狄，致力于引进中国文化，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

朝鲜王朝建立后，更是将事大慕华奉为国策。典型的事例是朝鲜创制韩字后，集贤殿副提学崔万理等一批大臣上疏反对，其理由便是：“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人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朝鲜王朝实录》世宗第103卷）这表明15世纪中期朝鲜的慕华思想高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极强。

16世纪末，日本侵入朝鲜，壬辰战争爆发，朝鲜大部分国土沦陷，明朝派大军支援，帮助朝鲜收复失地，击退日军。朝鲜君臣对此感激不尽。1599年，朝鲜国王宣祖亲自写下“再造藩邦”四个大字，命人摹写后以阳字刻板，悬挂在明军援军统帅邢玠的生祠门楣上，此后历代朝鲜国王每年都派官员前往祭祀。柳梦寅的《朝天录》就创作于壬辰战争结束十年后，对明王朝的感激，兼之传统的慕华思想，使朝鲜民族对明王朝怀有极大的好感。

在塑造明王朝理想国形象的同时，柳梦寅多次吟咏出“我愿一死生中夏”等诗句，表现出对中国的向往，这可能也与他的经历有关。柳梦寅正直而富有个性，在日趋激烈的党派争斗中，他“平生尚友古人，耻与恒人为朋比。东西南北，无一私党”，结果招致各派的排斥和孤立，一生屡遭挫折。就在第三次出访明朝前，他受到权臣李尔瞻一派的弹劾，被迫离职寓居乡野，对朝鲜现实深感失望。另据其《年谱》和《谥状》所述，柳梦寅中年时经历了壬辰战争，亲眼目睹了朝鲜国力的虚弱、百姓的不幸，这使他更加渴望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强大、富裕的国家。另外，在文学方面，柳梦寅主张“言出性情”，擅长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丰富、浓烈的感情，这意味着他敢于并乐于通过诗歌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

原标题：朝鲜之变：朝鲜文学是这样更新换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