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之外的社区公共文化

蒋璐(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傍晚时分，在社区和街道服务中心的小广场上，一群群的“广场舞大妈”占据了媒体和公众的眼球。然而，这远非社区文化生活的全部，在某社区服务中心的多功能厅或者活动室，呈现的是另一番景象：中老年舞蹈团、合唱团热火朝天地排练，四五成群的居民泼墨挥毫，乒乓球爱好者在切磋球技……社区，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组织，承担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但是，长久以来，社区层面的“文化生活”却并不为人所关注。

北京市政府2010年公布的《北京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指导目录》中，将社区群众文化服务、社区科普服务、社区居民阅览服务等纳入社区居民享受的基本服务之列。深圳市自2009年开始就要求每个街道配备两名文化社工，每个社区配备一名文化社工，负责基层图书馆、文化室等设施的运行。伴随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以街道、社区为单位配备文化资源、繁荣基层文化的工作，正在很多省市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多数社区的文化活动却门庭冷落，除了一些中老年喜欢坐在社区图书室吹空调、打牌、聊天打发时间，多数上班族和年轻人都很难将社区与文化生活相联。资源投入的火热与社区文化生活在公众视野中的缺席形成强烈对比。深入观察社区日常的文化工作，或许可以为这种吊诡的现象找到制度原因。

街道组织与居民需求的错位

在普通社区，居委会“组织文化活动”是常见的工作模式。居委会根据社区文化设施的条件，统筹安排文化活动的日程。值得一提的是，街道会定期下达文化活动的任务，这些任务既有政治性的宣传任务(如学习会议精神)，也有公共文化的内容(如阅读周、科普周)。文化社工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些任务在本社区得到良好执行。

问题在于，街道设置的文化活动主题，并不能与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顺利对接。首先，街道下属有若干个社区，多的达到几十个，不同的社区居民在教育水平、文化品味、兴趣爱好方面都有差异，统一的文化活动未免僵化，降低了参与度。另外，任务式的文化活动注重短期宣传效果，而没有从居民需求角度着手建立长效性的公共文化服务。

几乎每月一次的街道任务考验着文化社工的创造力。在既定的任务框架内，他们绞尽脑汁增强文化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动员社区居民的积极性，甚至对参与者给予奖励。即便如此，这些活动的参与度仍然很低，经常出席的都是固定的老年群体。

社区工作者态度具决定性作用

街道的固定任务之外，居委会也可以自主安排社区文化活动，活动的内容、形式和频率几乎完全取决于社区工作人员的主动性。街道对类似的文化活动采取鼓励的态度，也没有硬性的考核和激励标准，唯独在资金上给予支持。社区可以向街道提交文化活动策划案和预算申请，获批之后，就可以获得专项拨款。但是根据社区工作者的反映，财务过程非常繁琐，从获批到资金到位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已经错过活动的时机。

社区自主的文化活动充分释放了社工的个人积极性。一些热心负责的居委会主任和文化社工通过争取街道资源，使本社区的文化设施不断完善，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备受居民欢迎。而街道乐于见到典范社区的形成，与他们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给予他们的投入也越来越多。除了社区争优评先，这些活动并不能为社区工作者个人带来额外收益，实际上，一些社工只赚取微薄的工资，却能够充满激情地组织文化活动。而另一些社工则认为，就业、计划生育、安全、环保等服务工作已应接不暇，不愿通过文化活动增加任务量。从这个角度看，社区工作者对待文化活动的态度，对社区的公共文化生活品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即使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很高，也常常因为设施局限而感到有心无力。据观察，几乎所有的社区都面临场地紧张的问题。例如，在一个5000人左右的文化活动优秀社区，仅有的一个多功能厅可以每天排满日程，而在文化休闲需求最多的周末却停止开放。一些老旧社区没有预留的活动场地，只能在“违章建筑”中开展文化活动。此外，社区图书馆、文化室设施配备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刚起步

近年，我国大力发展社区建设，基层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社区在养老、就业、社会保障、安全服务等领域的社会治理手段都日渐成熟，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则刚刚起步，在社区工作中尚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区文化建设是重要一环。通过剖析社区文化工作，可以发现未来有几个问题尚待解决。

首先是公共文化服务与居民需求对接的问题。目前“任务式”的文化活动从内容和形式上过于僵化，不能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而“自主式”的文化活动缺乏制度保证，完全依靠社工个人积极性。这些都造成社区文化资源使用的年龄层单一，参与度低。第二个问题指向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目前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流向存在偏向“骨干”的趋势。即组织活动的社区工作骨干及有时间和精力配合社工的居民控制了大部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从这个角度看，均等化问题不仅存在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也存在于同一个城市的不同社区，以及同一个社区的不同居民之间。第三个问题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紧缺问题。文化社工人员的工资较低、激励不足，具有文化专业素养的人才紧缺，人员流动率也很高。硬件设施配备不足更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瓶颈。

应扶持自治型公共文化服务

要解决以上难题，除了政府扩大对社区的文化资源投入之外，还需要在社区工作模式方面加以创新。

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规划上，需要深入调研不同社区居民群体的构成状况，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发挥社区民主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作用，扩大居民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参与度，提高公共文化资源的均等化水平。

在政府层级关系上，理顺街道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使街道与社区之间形成监督与激励的良好平衡关系，有效引导社区的工作走向。控制好公共文化资源的平均分配与骨干争取的比例关系，避免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异过大。

在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来源方面，可以鼓励社区“向外”发展，与各种组织和个人合作，整合社会资源，作为政府资源的补充，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例如，与学校建立联系，邀请专家和辅导青少年的教师进入社区，组织科普、文化讲座。对待外商业性的文化机构，社区可以和商业化运作的乐器学习班和书店合作，将其与社区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场所整合，合作提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社区应聘用专业人员或征集社会志愿者，扩充文化社工队伍。

在社区自治方面，强化对社区人口构成的认识，做好文化服务规划，动员群众，扶持基层文化自治。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社区自治也应涵盖居民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自治。社区应组织居民加入自我公共文化服务。

改变社区居委会单向的活动型公共文化服务，转而扶持自治型公共文化服务。群众自发组织的小型歌舞团、合唱团、读书会等具有很高的参与度,社区可以对这些组织加以扶持。“广场舞”等居民文化活动组织不应与政府对立，而应以某种形式纳入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区可以利用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等各种组织将居民有组织的文化活动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来，这既是社区机构对社区文化管理的必要职能，也是扩大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丰富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编辑 吴铭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