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里“新碑林”一对夫妻 30年的坚守(图)(4)

印健幸创作的贵妃斜倚沉香亭

　　全家蜗居废弃幼儿园17年

　　“搁一般人，早放弃了。”李鸿诚多年的朋友孟建国这样说。孟建国和李鸿诚同岁，从小一起长大，住同一个院子。

　　李鸿诚的家在西安新城广场，就在那半截皇城墙后面隐藏着的一条小巷里。

　　李家原是个幼儿园，废弃多年。只有两三间小屋，李鸿诚住的那间，被书和各种盒子堆得满满当当。四壁、地面和天花板，没有一处不是黑黢黢的，潮湿而污浊。屋内只有一张小书桌、一张小饭桌、一张床。能落脚的地方还不到一平方米。床只有两尺多宽，一头堆着衣物，另一头堆满了磁带。

　　而印健幸那间小屋，当中摆着一张大画案，要想从门口走到里间，要侧身挤过去，还得留神桌上伸出来的种种纸筒和地上堆着的画轴，“都是正在创作的画稿。”李鸿诚说。

　　不大的院落里堆着一些杂物。“没搬到大明宫以前，300多通的古碑和新刻的石碑就露天摞着。”提出“新碑林”的设想已30年，李鸿诚一家在这儿住了17年，“新碑林”也停滞了17年。

　　最初，“新碑林”的设想被李鸿诚的原工作单位当做重点项目，一度还被列为“曲江旅游度假区”的重点工程向外招商推介。可惜后来屡遭不顺，那块原本划拨的用地被当作他用，1996年，李鸿诚一家和那些石碑被搬到这里。李鸿诚、印健幸也没了生活来源，女儿上学全靠救助，如今已研究生毕业。

　　居委会老主任冯老太发现，印健幸总是下午四五点才出来“买菜”——哪里是买菜啊，尽管不远处就是炭市街菜市场，冯老太却总是见印健幸捡菜吃，“我这个老居委会主任，亲眼看到他们在这里待了十多年看护石碑，生活极度困难。”

　　但李鸿诚觉得现在已比过去好多了。以前，他们一家住过锅炉房，还住过女厕所改成的单间。

　　不到17岁划成右派被劳教

　　李鸿诚的过去，不堪回首。父亲曾是个国民党军官，家里的日子过得可想而知。没吃的，父亲就跑到青海去，在柴达木盆地的一个钻探队里当伙夫，每月寄钱养活一家人。结果1957年反右时老头被揪了出来，“因历史问题判刑5年”。

　　1962年9月21日，还不到17岁，还在上中学的李鸿诚，被划成“递补右派”，被判到旬邑县马兰农场接受劳动教养。

　　后来，李鸿诚才搞清楚，划他为“右派”，就因为一句话。

　　那是个饥饿的年代，有人在街头从别人手里抢吃的，俗称“抓馍的”，李鸿诚亲眼见过很多次。他此前看过一张参考消息，是说美国的乞丐如何水深火热，还配了张照片，穿西服戴礼帽蹲在马路边。他就说，你看看咱这些抓馍的，能跟人家比嘛。

　　两年后，劳教解除，李鸿诚在农场就业，在小报室画画、写标语、刻钢板，还给“劳教犯”画过奖状。

　　后来，李鸿诚到了铜川一家劳教农场下属的水泥厂，因为表现好，当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画毛主席像，写标语，出各种宣传板报，干到1974年。

　　李鸿诚后来回忆这段改变人生的经历时说，“就像电影《芙蓉镇》里的名句，‘活着，像牲口一样地活着。’我那些年就是那样忍过来的。”

　　可再怎么难，他也没放弃画画。有一次，李鸿诚画了一张愚公移山，大画家康师尧见了，爱惜其才，竟把自己儿子正准备调回西安的名额让给了李鸿诚，把他调到了一家工艺美术厂。

　　“厂里的革命群众听说来了个劳教释放犯，眼里似乎都要冒出火来。”李鸿诚则是以精湛的画艺让人刮目相看。有一次，他接到指令画曹操和武则天，挂在西安东五路十字东南角的大板报栏里，天天都有人围一圈看。李鸿诚觉得很满足。

　　他没法亲眼看到这一切了

　　“苦海无边，何时到岸？”这是一名书法家写给李鸿诚的一幅字，多年来，他都挂在床头。如今，他取下了这幅字。

　　因为，那些躺着摞在一起十几年的石碑终于有了个好去处。西安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今年博物馆总量将突破100个。2012年4月，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免费给“新碑林”提供了300平方米的一处展厅。

　　5月18日，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新碑林”迎来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几十年的老同事史志义见到博物馆门前立着的观音菩萨石碑，激动得无以言表，十几年了，他见到的始终是躺着的，何曾像今天这般见到庄严肃立的观音，感慨万端。

　　李鸿诚、印健幸夫妇的执著感动了很多人。网友“图图毛的手咦”说，新碑林博物馆的魅力不仅在于藏品的价值，更在于博物馆创办人三十年如一日，依旧守护梦想。

　　可是，很遗憾，李鸿诚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切了。他已失明20多年。

　　1983年，李鸿诚总觉得看什么都灰蒙蒙的，住院两年多，眼前总是一片水雾气。他以为“神经衰弱”，就没太在意，每天还是画画，动辄十几个小时。工笔画，要求一笔不苟，李鸿诚又是个那么认真的人。

　　后来，青光眼演变成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先是视野面不全，中间少一块，再就是一小块光亮了。到了1987年前后，就彻底看不到了。

　　“刚开始急得要命，就像漂在摸不着边的大海里……可急也没办法……”

　　李鸿诚像以前那样继续创作构思，只不过是在脑海里设计图样。“我独处几天，没人跟我说话也没问题。我的精神世界很丰富，这个世界太宽阔了。”

　　他听广播，把有用的东西用磁带录下来。他还写诗词、小说，“有没有灯无所谓，看不看也无所谓。”他把纸叠起来，用一根镇纸比画着写，“用的是刻钢板的魏碑体写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李鸿诚和印健幸呢？

　　40多年的老同事、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长安书画院院长史永哲觉得，这是出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李鸿诚和印健幸也这么回答：“大概就是酷爱吧。”李鸿诚说，淡，我不觉得淡；苦，我不觉得苦。

　　李鸿诚眼睛刚得病那会儿，有人说风凉话。印健幸说，那次把他的自尊心伤透了。时过境迁，李鸿诚说，我是个失明者，我宁肯像现在这样，其实我是心明者，跟那些认识不到这些石碑价值的相比，谁是真的瞎了呢。

　　他用杜甫的诗句自嘲，“已诉征求贫到骨”，又赞叹毕生的事业是“唐人唐诗咏唐都”。他的床头靠着张“大黑板”，长两米八，宽一米九——那是他当年的大画案。有时，他也会稍稍遗憾，说，我要是有个宽敞的地方，能把它支起来就好了。末了，又补一句，嗯，再要有一双好眼睛……

　　几百通石碑有他几十年收藏得来的，更多的是他和老伴30年不吃不喝刻成的，“饿了不能啃一口，死了又不能带走。”现在，它们有了一个归宿，他们还蜗居在陋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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