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文明博物馆是获批的其中一家博物馆。约400平方米的展厅里，生动地展示着近乎完整的古陶文明史。即使在最微小的细节上，路东之也用心设计。在展品的旁边，他一一放上与展品编号相对应的相同数量的小豆子，试着用“自然界最朴素的语言”来标识每一件藏品。
与古陶文明博物馆一同获批的还有收藏家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年轻的时候，马未都爱写小说，也喜欢蹲在古董市场里淘官窑。最初，他博物馆的展厅就像一家大宅居室，温馨高雅，陈列的大多是明清文物和古家具。
在马未都眼里，博物馆是一个社会最漂亮的门脸，国有博物馆大都面孔一致，而民办博物馆呈现的是个性化的表达。“民办博物馆蕴含着馆主个人的激情，人们可以说出自己对社会和文化的个人理解、好恶。”马未都说。
如今，北京的民办博物馆里，有人展览老爷车，有人展览紫檀家具。而在上海，民间的收藏家们则将科举匾额、老彩票等带进了不同的博物馆。
最为著名的，则是房地产商人樊建川在成都市大邑县建造的建川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群包括20多个博物馆，其中既有展示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馆，侵华日军罪证馆，也有形式新颖的红色年代票证陈列馆，以及“喜文化”陈列馆。
在长期与收藏家接触的孔达达看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民办博物馆记录的历史更贴近民间的生活，更亲切。他说，走过“文革”“破四旧”的历史之后，中国民间开始有人重拾文物收藏；如今，不少收藏家已经聚集大量藏品，急切盼望与公众分享。
“开博物馆是每个收藏家的最终梦想。”孔达达说。
社会本该最漂亮的门脸，大多在艰难地活着
事实上，创办古陶博物馆的时候，路东之也怀着相似的梦想。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他爱写诗，画画，写草书，也狂热地迷恋中国古代陶器。为了“将个人收藏变成社会共享的资源”，他毅然租下北京大观园附近的一个地下室，将自己上千件古陶藏品公开展览。
但在开馆之后的十几年里，古陶文明博物馆的经营始终惨淡。它的客流量一直维持在年均1万人次左右，平均一天不到30人次。为了节省电费，工作人员常常等来了客人，才打开展厅的灯。客人每看完一组藏品，工作人员就马上把该组的灯关掉。
与光鲜的梦想相比，大多数民办博物馆在现实中的生存状况都不乐观。在政策放开十多年后，马未都发现，这些社会本该最漂亮的门脸，“大多在艰难地活着”。当年除了观复博物馆和古陶文明博物馆外，同时获得文物部门批准成立的民办博物馆还有两家。其中一家因场地原因，没能成功开馆，另一家也始终名望不高。
在上海，家庭博物馆纷纷倒闭。据吴少华观察，在2005年左右，上海家庭博物馆高达200多家，但到了今天，数量已经骤减至30家。
在北京，如今在名册上的民办博物馆绝大多数地处偏远的郊区。其中，创办于2006年的老电话博物馆藏在二环边上一座商业大厦里，是地理位置相对优越的一家。记者按照网上公布的地址前往参观，却发现该博物馆在今年6月已经搬走。至今没有媒体报道这一消息，大厦的物业管理人员也不清楚博物馆搬至何处。
马未都和董瑞都认为，开设博物馆需要及其强大的财力支持。观复博物馆如今每年支出上千万元。董瑞也算了一笔账。仅考虑房租、人工、水电等费用，古陶文明博物馆一年的成本需要大约60万元。除此之外，博物馆还要花大笔的钱购置新馆藏，维护旧馆藏。相比之下，门票，衍生产品的回报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让博物馆延续下去，路东之夫妇至今投入接近1000万元。
“一旦开始，博物馆就是一个巨大的窟窿，要不断砸钱进去。”马未都说，这是许多怀有良好愿望的收藏家事先不曾料及的。
“如果没有企业支撑，也没有强大的财团，现在贸然自己开一家博物馆，100%活不下来。”马未都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今天从一张白纸开始新建观复博物馆，至少得先准备20亿。”
一位与孔达达相熟的收藏家曾经想在东莞创办一座博物馆。不料“搞到地皮，房子建了一半”，这个收藏家的资金就枯竭了。该博物馆项目至今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