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俗社的核心群体自从成立起，就以其行动实践着其宗旨。他们自觉以戏曲为武器，实现其开发民智、改良社会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在他们身上充分显现出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君子人格的美德。易俗社的社长、社务主任都无薪金，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靠在教育部门的待遇，给易俗社工作完全是义务的。不仅如此，当剧社经济紧张时他们往往还给社里捐钱，如孙仁玉、高培支先后都捐资助社。故高培支在1931年总结易俗社能长久维持的原因时说：“本社纯为公益团体，与其他戏园纯为资本家个人营业者不同，故社员（即领导集团人员）对于义务，立于主位；对于权力，立于客位。除管理、编辑付给薪资外，余皆一钱不名。此所以维持长久者一。”（《易俗社剧本选·序二》）诚然如是，易俗社能坚持百年，尤其是在解放前社会动荡、战火连绵的37年里，正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优秀文化特质使之屡屡战胜困难，赢得良好社会声誉和广大观众的支持，从而不断发展。正是有孙仁玉、高培支等人富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感召，才使易俗社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易俗社早期著名表演艺术家、教练陈雨农正是仰慕孙仁玉、高培支等先生的高尚人格，他放弃优厚的收入，解散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剧社“玉庆班”，带着戏箱加入易俗社，担任教练、教练长，心甘情愿领取每月24元的薪金。1927年，由于陕西遭灾荒，社会秩序混乱，易俗社面临极大困难。有人建议将学生和戏箱全部交给陈雨农按江湖戏班的做法去经营。 而陈雨农却对孙仁玉、高培支等说：“我入易俗社，原以诸君俱学界人，欲藉以提高人格，为数千年伶界增光也。若高先生办，奔走唯命，今若是，宁死不愿。”（《陕西易俗社第二次报告书》）这不正是易俗社崇高的文化精神的写照吗?
文人化品位与民众化情趣的关照
在西安戏迷心中流传这样的话：三意社的戏粗犷，易俗社的戏文雅。 这种评价言简意赅，抓住了各自剧社的风格之魂。易俗社所演之戏为什么“文雅”？这正是易俗社领导核心有意追求的文化品位。易俗社不同于江湖戏班最大的特征是一流文人的介入，并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就像中国戏曲史上元杂剧成为一座丰碑就是因为一流文人的介入一样。易俗社具有自己强大的创作群体，而这些剧作家都是一流的饱学之士，他们不仅有进步的戏剧理论，而且创作了大量的剧本。李桐轩发表于1913年的《甄别旧戏草》和由孙仁玉起草的《易俗社章程》是易俗社指导性文件，规范了易俗社戏曲改良的文化追求。李桐轩先生认为，戏曲是教育民众最佳的形式。为让民众易于接受，他要求剧作家要采用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同时，他非常重视戏曲“感人”的艺术审美效果，为达到这一境界，它要求“推其陈，出其新，病乃不存。”另外，孙仁玉先生在《易俗社新章程》中对易俗社编演剧种类作了如是规定：“一、历史戏曲：就古今中外政治之利弊及个人行为之善恶，足引为鉴戒者，编演之。二、社会戏曲：就习俗之宜改良、道德之宜提倡者，编演之。三、家庭戏曲：就古今家庭得失成败最有关者，编演之。四、科学戏曲：就浅近易解之学科及实业制造之艰苦卓著者，编演之。五、诙谐戏曲：就稗官小说及乡村市井之琐事轶闻含有教育意味者，编演之。”
在如是的坚实理论指导下，易俗社的作家们各自从自己的创作中做起，他们的作品大多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观赏性的统一，范紫东的《三滴血》《软玉屏》，孙仁玉的《三回头》《柜中缘》，高培支的《夺锦楼》，李桐轩的《一字狱》，李约祉的《庚娘传》，吕南仲的《殷桃娘》，封至模的《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名作至今大多还在舞台上演出。易俗社前期的壮举之一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五百余种剧本， 仅凭这一点，在20世纪的中国戏曲史上就可大书一笔。
易俗社文人化品位不仅仅表现在剧本的创作上， 更重要的是在艺人的培养、演出风格的提升上。易俗社的精英群体很好地处理了戏曲的教育作用与娱乐功能的融合。他们请来当时最负盛名的秦腔艺人陈雨农、李云亭、党甘亭、刘立杰、赵杰民、封至模和京剧名家唐虎臣等担任教练，从1912年到1949年培养了十三期学员，总计600多人。他们对艺人的培养也不同于一般的戏班只偏重表演技艺的培养，而是更注重艺人的文化素养的熏陶。在舞台演出效果上，着重听取专业教练陈雨农、李云亭等的意见，尤其考虑观众的审美趣味。李桐轩先生说：“凡戏，莫在演的人上设较，当在看戏的人上着想；莫在演唱的时节取快心，当在演唱后一般人心上收效验。”（《易俗社秦腔剧本选·序》）正是这种文人的文化品位与大众的审美需求的相得益彰，才使易俗社具有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回顾一下当时与易俗社基本同时出现的戏曲改良团社，成立于1905年的四川戏曲改良公会、1907年成立的天津移风乐会、1910年山东省教育界筹建的戏剧改良所、1912年成立的北京正乐育化会等，都难以长久维系，就更加突现了易俗社如是文化品位的重要意义。
关注社会、参与时政的理念
易俗社从创立之日起，就与政界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参加易俗社成立大会的政界名士就有陕西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和陕西辛亥革命后第一任督军张凤翙，张并担任了易俗社名誉社长，前陕西省议会议长杨西堂担任第一任社长，确定了以“补救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形成了关注社会、参与时政的进步的政治文化观。易俗社的决策层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之士，又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时刻和政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易俗社的发展争取了最大的空间。1913年元旦，易俗社在城隍庙首场公演，台下人头攒动，盛况空前，张凤翙前往观看，并高度赞赏。张都督当即决定每月拨银三百两予以资助易俗社发展。再如1924年夏，鲁迅在西安讲学期间，应其同乡、易俗社社长吕南仲之邀连续五次到易俗社看戏。最后一次是时任陕西督军的刘镇华在易俗社为鲁迅等人设宴饯行的专场。易俗社与后来的省主席杨虎城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易俗社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往往得到杨虎城的支持。
不仅如此，可以说易俗社能够走出三秦，享誉汉口、扬名京都，都与热爱秦腔的政界人士的引荐、邀请分不开。1921年3月，易俗社正式在汉口成立分社，由李约祉任社长。初到汉口，易俗社得到了陕甘同乡商界的大力帮助。1931年8月，应国民政府驻河南信阳第15路军总司令马鸿逵的邀请，易俗社组织了90人的剧团到信阳慰问军队，不仅得到马鸿逵的金钱资助，而且在马的推荐下，易俗社在河南、河北、山西多个县演出，宣传抗日思想。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1932年8月11日，蒋介石以“易俗社改良社会，教育人民，促进革命艺术表演，与其他剧社迥然不同”为由，委托陈果夫送一千元资助印刷剧本，向全国推广。
1932年12月、1937年5月，易俗社两度进京演出，在北京掀起了秦腔的热潮。而这两次演出，是应国民政府驻河北邯郸第48师师长高桂滋和原西北军冯玉祥部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