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后,这座堡垒还差点与蜀后主刘禅产生了交集。邓艾灭蜀国后,曾上奏折,建议将刘禅放在扶风郡郿坞城养起来,让吴帝孙皓看,以利今后的灭吴之战。“可封禅为扶风王……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三国志·魏书》)不过,魏元帝曹奂最终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史称郿坞毁于北魏。对于其遗迹的最后一次描述,出现在元代的《类编长安志卷之七》,称“郿坞故基尚存”。
现场:规整古城东汉遗风
探测表明,这是座非常规整的古城,城边长160米,墙体厚度达7米,按照略微偏斜的东西南北方位构筑。城墙四角有角楼,四面的正中都有建筑,但奇怪的是只有南面一个城门。城外挖有宽8米、深3米的护城壕沟。刘怀君认为,这也符合董卓的身份,“当时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私人城堡不能采用正南正北的规划,必须有一点偏斜”。至于为什么只有一个城门,连逃生的口都没留,刘怀君推测,其余三面应该是“马面”。“马面”是古代城墙的防御设施,与角楼一样突出于墙体,利用三面的空间对来犯之敌形成攻击角度。据《墨子》中的《备梯》与《备高临》两文记载,这种结构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被用于城市防御。
基本确定范围并画出城堡平面图后,试掘开始了。
试掘的地点选在了城门的东部和西城墙的北部。这两个被挖开的大坑里,迅速出现了结实的夯土城墙——墙体上压的是北魏时期建筑用的砖瓦残块,墙体两侧的堆积层上半部分有一些北魏遗物,下半部分主要为东汉时期的遗物;从夯层结构看,每层厚度在6厘米。这些堆积层清晰得如同编年体的史书,准确地显示着每一个时代。
陆续出土的文物,虽然暂未给古城正名,却带出了越来越浓厚的东汉气息新快报记者在考古工地上看到的诸多方砖,侧面的涡状花纹,正是东汉末期的风格。在一个出土的陶瓶里,还存着几枚五铢钱。而这个瓶身储水、瓶盖兼有水碗作用的陶瓶,也是典型的东汉时期器物。
在众多的砖里,有一种是楔形的,一般用来砌穹顶。这种特殊的形状会在拱形结构中互相挤压,达到任何黏结材料所不能及的坚固度。在城墙上,唯一有这种结构的部位就是城门洞,这些砖出土的地方,也在城门附近。
在挖开的大坑里,城墙的侧面完全显露出当年修筑时的样貌,这些被夯打的墙面平整清晰。附近还出土了夯土时用的石夯头。
目前考古人员正在进行更大规模的开掘。在这样一座设施齐备的城堡中,地上的布局、地下的排水、生活的设施、城防的构造,都是关注的对象。
推测:柳巷城址郿坞所在
麦田下的古城,真的就是千年前充斥着财富、显赫着权势的郿坞?
地址似乎是吻合的。《水经注》称,郿坞位于“渭水又东”,《元和郡县图志》称“郿县故城在今县东北十五里,董卓坞在县东北十六里。”麦田下的“古城”所处位置,与历史记载的郿坞有高度一致性,和刚刚发掘出土的郿县故城的方位关系也吻合。
在柳巷村当地,还有一些民间传说佐证着这座古城堡的存在:遗址北面的土塬上,有一个世代流传的董卓的藏兵洞;山下,还有一个传为万人坑的地方,村民说这里就是董卓残暴的证据。按照东汉末年私人城堡的建筑规模,堡主人都蓄有大量的武装部队。出于防卫的需要,这些部队不能全部驻扎在城堡里。
在柳巷村辛勤工作的考古人员相信,那个曾在东汉末年作为董卓大本营的郿坞,不但真实存在,而且可能就在眼前。“目前的发掘已经显示出许多有价值的证据,但是我们要非常慎重。发掘还在继续,进一步的结果尚需时日。”一位考古人员说。
在该考古队形成的共识是:首先,该城址不见于以往文物调查资料,属于考古新发现。考古发掘表明,城址始建于东汉时期,废弃年代不晚于北魏时期。柳巷城址为近正方形,边长160米,周长640米,城内面积25600余平方米,约合39亩。就其规模而言,不符合汉代普通县城一般规模。一般县城的周长在2500米—6000米之间,面积为625万平方米—3600万平方米之间,该城址仅有正常县城面积的1/240—1/1400,可谓相去甚远。
据悉,目前这支考古队集中了3名研究员、1名副研究员、1名助理研究员,堪称阵容庞大。也可得见这座古城受到重视的程度。据悉,陕西考古界普遍看好这座暂名为“柳巷城址”古城的重见天日,认为有冲击本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