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上午，在延安解放剧院广场举办的“延安宝塔山地苹果文化节”吸引了潮水般的人流，人们在欣赏舞台上演出的精彩文艺节目的同时，更对那一箱箱产自柳林镇的红艳艳的山地苹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口感香甜、汁多、清脆、爽口。”一位正在咔嚓有声地大嚼山地苹果的后生赞不绝口。
    “果型大、色泽艳、形状好、耐储藏、耐运输，市场上很抢手。”一位签订了购销合同的上海果商兴奋地说。
    刚刚从舞台上讲完话的柳林镇党委书记王文忠告诉笔者：“去年，经北京五岳华夏技术管理中心的专家进行各项技术指标检测评估，我们已挂果的山地苹果中有一万亩苹果被授予有机认证，占到全区已认证1.27万亩的78.7%，一举创立了宝塔山地苹果的名优品牌。现在，柳林山地苹果已经被消费者称赞为安全果、放心果、保健果、长寿果、文化果、人间仙果，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宝塔一绝、延安特产、黄土高原精品。”
    就在这天，100多位外地果商与柳林镇的果农签订了购销合同，订购苹果800万斤。
    在柳林镇政府，镇长曹亚雄介绍说：“柳林镇有53个行政村，5万人中有农业人口1.4万人，山地苹果面积有4.8万亩，其中挂果面积2.6万亩，幼树2.2万亩。今秋，我们又栽植了4000亩，所以已经达到了5.2万亩，今年全镇的山地苹果产量预计最少能达到8000万斤，按当前每斤2元的平均售价估算，可收入1.6亿元。据初步统计，收入达到50万元的果农有一户，30万元的有7户，20万元的有12户，10万元以上的有96户。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的村子有后孔家沟的新茂台村、秋树塔村等4个村。所以，苹果产业已经真正成了农民最好的就业岗位、农民共同富裕的最好项目和农村最大的民生工程。”

                        展胜景  苹果满山农家富

    秋日的阳光温和地沐浴着大地，笔者乘坐王文忠书记的越野车参观了柳林镇的山地苹果盛产园区。沿着伸入山中的柏油公路，扑入眼帘的每一座山、每一道梁都成片地展现着覆盖了防雹网的果园，那一颗颗挂在枝头上的又大又红的苹果泛着鲜亮的光泽，溢出醉人的馨香。公路边，拉苹果的大卡车已经在排队等候。果园里，摘苹果的男男女女正忙得不亦乐乎。一位远道而来的果商正在与果农商量收购价，他已经把价格提到每斤3块2了，可那位果农依然把脸定得平平的不松口。王书记告诉我们：“今年雨水充足，果子长得好，果农当然要卖个好价钱。我们这是珍贵的有机苹果，是皇帝的女儿不忧愁嫁哩！”
    在一片低矮的苹果树下，53岁的果农马能富向我们捧来几颗足有7、8两重的红富士苹果。他感慨万千地说：“去年我害了肝衰竭腹水，花了12万元才把病治好，要不是有这些摇钱树给我撑劲，我早见阎王了。”
    笔者接茬说：“看来苹果树成了你的救命树了。”高能富却又说：“唉！主要还是我们王书记救了我，不然当时没钱了嘛，延安看病把钱弄得光光的了，王书记来看我时我的肚子鼓得圆溜溜的，起床还要人扶哩，是他凑了一万元我才去西京医院把病治好的。”
    马能富指着身后的果园说：“这15亩都是1994年栽的树，去年产果3万多斤，卖了8万多元。今年预计能产4万斤，现在已经被一个姓张的上海果商按每斤2.83元订购了。”他还打趣说：“现在我们卖苹果的时候，收果子的老板给的钱都是整沓沓的，我们怕有假钱，各家都买了验钞机，连验钱带点数。一个果园收到的现金相当于一个小银行一天的营业额哩。”
    “要说镇上对我们苹果产业的扶持，他们真是把力出扎了。”马能富说：“1993年，王书记让我们栽种苹果树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懂这方面的技术，也不太想栽。后来在镇领导请来的果树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在原来的一片小麦地里试着栽了一些，结果苹果上市后，一小箱就卖了几十块，大家看到利了，就都上了劲了。种苹果比种庄稼苦轻利又大，我家5口人，今年预计能收入12万元哩，去年看了一次大病基本没欠下债，另外还花15万修了5间平板房。”
    李文姚、张德仁、王忠富、马生飞等都是柳林镇的果业生产和收入大户，今年李文姚以50多万元苹果收入在全镇夺冠，他们和一大批果农不仅成功地解决了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的问题，而且还变成了身缠万贯的富裕户，购买了小车，在城里买下了楼房。好多果农不再亲自下地干活，而是雇人做务，身份一变当起了老板。新茂台村民王忠富凭借1995年栽植的25亩果园率先走上了致富路，不但在城里买了楼房小车，还开办了铝合金加工业，今年仅苹果一项收入就达到了30多万元。

                        忆往昔  好事多磨路难行

    身材瘦高的王文忠书记是柳林镇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多次被电话或来人打断的间隙里，他向笔者讲述了该镇苹果产业发展的艰难历程：
    “柳林这个地方尽管是个城郊镇，但20多年前我来这里工作时还是十分贫困的。那时，老百姓吃了前半年的口粮没有后半年的。我们去收农业税时，有些农民差5毛钱都借不下，因为人穷了没人给借嘛。所以，许多娃娃不仅上不起学，就是生了病也得硬扛着，有些就把小病扛成了大病，最后把命也丢了。在这种情况下，镇党委、政府就一直琢磨，到底给老百姓找一条什么路子让他们脱贫致富呢？80年代后期，我们在小范围内陆陆续续搞了一些山地苹果示范园，效益很不错。1992年10月我担任了镇党委书记后，发现有些村子搞起的集体果园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包给了个人，结果谁包谁致富。当时都是红元帅、黄元帅、国光、秦冠这些品种，就这每斤都能卖一块多钱。为此，未包到果园的村民就开始哄抢，我们当时把公检法都动用了，有些人还被判了刑，闹得村民之间关系非常紧张，社会很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如果我们大面积发展苹果产业不就都富起来了嘛。于是，我们请来市上和区上的果树专家对柳林能不能大规模发展山地苹果进行论证。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的山地海拔平均在1000米以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黄土层深厚，水土、空气无污染，是发展山地苹果的最佳地方。有了这个决策依据，我们就下决心要发展山地苹果这项产业，让全镇百姓实现脱贫致富。”
    一位果农说：“那阵子我们一些人对大规模种植果树还是有顾虑的，可是镇上的工作力度很大，这一架山定下栽果树就一定要栽，谁不栽就往出调地，把愿意栽的调过来，近处的调到远处，阳处的调到背处。有些村民都上访了，但告了一气不顶事，就只好回来栽苹果树了。”
    确实，一项新决策或一个新事物必然会遇到持不同意见者的阻挠。笔者了解到，1997年12月，正当柳林镇大搞山地苹果会战的时候，区上领导却要求该镇统一种植沙打旺、垄沟玉米和养牛。谈到这段往事，王文忠记忆深刻地说：“我们镇大部分村子都处在山大洼陡的地方，不仅很少有成片的土地，有些地方连耕地的牛都站不住，一亩地只能打200来斤粮食。所以我觉得搞这些老百姓富不起来，我就看中苹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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