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习俗——探究台湾目前社会宗教乱象的成因

    近来台湾社会宗教事件频传，显见宗教热潮正暗涛汹涌，而这一波宗教热潮，以及由此造成的所谓「宗教乱象」，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的？宗教乱象和宗教热潮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信仰」宗教的人口增加了，也可以看成宗教界透过种种动员，造成社会能见度的提升，从而有宗教热潮的现象发生，而宗教乱象则是宗教热潮中的非法行为或是「假借宗教谋取私利者」的个人行为。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单纯吗？假若如此，又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发生？当前的「宗教乱象」和以往的各种「宗教骗财骗色事件」有何不同？答案显然并不简单。如果我们从台湾近年社会经济变迁所造成，民众宗教认同的变迁这个角度来看，是否可以有特殊的发现呢？社会变迁造成信仰流动与认同变迁

    以上的这样一种想法的背景，乃是在于台湾在过去经历快速都市化以及阶层结构重组的事实。我们可以假定，在一个人移民到都市之前，其宗教信仰乃是和农村的社区公庙紧密结合，而在移民到都市之后，这种结合关系面临改变，使得个人必须有所调整。这些移民到都市里的人口，和原有的农村信仰社区可能存在着三种关系。一是继续和农村信仰社区保持联系，同时在都市里建立信仰「分支」，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在都市移民社区里，建立原有农村信仰神祇的「分香子庙」，作为日常的信仰中心，但是遇到原农村信仰的重要祭典时，仍旧回去共襄盛举。二，一方面寻求新的宗教认同，一方面继续提供香火给农村旧有信仰庙宇。三，和旧有农村信仰完全断绝关系，在都市里重新寻求宗教认同。所谓断绝关系，是指香火供给与宗教认同上的停止，而未必是宗教性的完全改变。

    就第二类与第三类的人口来说，都可以说是都市信仰生态重组的基本人口所在。换句话说，由于这些人在都市的新环境中有建立新的宗教认同的必要，因而构成都市宗教运动的潜在社会基础所在。因此，不论是既有宗教（主要是佛教）的复振运动，或是各种新兴教派的兴起，乃至于民间信仰的各种新形式，都可能是和这样的一种状态有关。而这种状态的发展走向之一，就是各种所谓「宗教乱象」的出现。中研院的几项重要发现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进行的（自从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后，已经移到该所），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大规模「台湾地区社会变迁基本调查」，以及每五年当中规模较小的调查，在这些问卷中，都有丰富的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项，其中一九九四年的「第二期第五次」调查（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三期第一次）有详细的各类问题，可观察出台湾民众在宗教信仰上的禀态度。中研院社会所筹备处主任瞿海源先生，在「台湾民众对宗教和灵异信仰状况调查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结果摘要」中，已经指出在若干项目方面，自一九九○年后，有明显的全面上升趋势，其中包括算命、抽签、找乩童医病、收惊、安太岁、进香、改运等，显示从一九九○到一九九五年的这段时间，台湾的宗教发展的确有一个转折存在。

    这个宗教行为全面上扬的趋势，在内在方面可以说是个人宗教需求的增强，另外一方面则可以说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所造成，主要的原因则可能是政治的自由化造成的不安全感，以及经济自由化和产业结构变迁造成的阶层重组。另外，根据一九九四年的该项研究显示，相信「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70%）、「灵魂会投胎转世」（52%）、「灵魂会托梦」（61%）、「灵魂会附身」（46%）者，都有很高的比例。而认为「宗教修行会使人产生特殊能力或神通」者有31%，相信「神佛会保佑虔诚的信徒逃过劫难」者有53%。这些态度构成了台湾民众最基本的宗教取向。而在具体的宗教「经验」方面，有%的民众曾经看到「神显灵」，7%曾经「看到鬼」，4%有过「神明附身」、2%曾被「灵魂附身」 ，而13%曾看过「灵魂附身别人」。

    这些百分比数字虽然不高，但是如果换算成绝对人数，则表示有数百万人有过这些宗教经验。我们可以将这看成是「人的内在宗教性的稳定性与变迁」的例证，然而在信仰重组方面也有若干证据显示正在发生，譬如在「第二期第五次」的调查中，有关受访民众「目前的宗教信仰」和「在以前的宗教信仰」便呈现出各类别的明显升降，譬如「无宗教信仰者」减少6.7个百分点，「民间信仰者」减少1.4个百分点，而信「佛教」者增加7.2个百分点。这当中经历信仰变迁的是哪些人，其社会经济与信仰状态如何，可能就是构成近来宗教现象的主要来源。民间信仰教派化与新兴宗教兴起

    在上述这些宗教态度与宗教经验的基础上，加上前面提到的，台湾民众可能因为地理的移动或是社会经济位置的变动，而面临或是经历信仰的变迁，那么一个变动不安的宗教情势便可能在世纪末的台湾发生。这种变动不安的宗教生态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但是也可能经过一番「盘整」，在一段时间之后趋于稳定，那时就是台湾宗教版图重组完成阶段。不过，在这种信仰变迁与认同改变的过程中，除了各种新兴教派的兴起之外，我们也不可以忽略新兴教派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实质关联。

    换句话说，在民众信仰认同改变与提升的同时，传统的民间宗教经营者，也会试图将自己的庙宇也好、神坛也好或是宗教人物个人也好，装扮得更有规模、看起来更有（教义上的或是宗教理念上的）系统性、更合乎现代人的品味与体面的要求。这种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教派化」的过程，教派化的成功就是「新兴宗教」出现的其中一个来源。换言之，我们不能认为「新兴宗教」是凭空出现的，它可以自既有的传统宗教中分裂出来，自国外引进，但是也可能是在既有的民间信仰基盘上酝酿脱胎而生。 「神性内在性」（Immnanence）的兴起

    关于神秘主义与神秘经验的盛行方面，除了佛教界曾经有意或是无意间引入西藏密宗信仰，造成国内神秘主义的盛行之外，也有几支独立于佛教界之外，可以称作新兴宗教的团体，乃是以神秘主义而崛起。事实上，神秘主义的潮流，一九六○与七○年代曾经在欧美造成极大吸引力，也是欧美所谓「新兴宗教运动」的重要促成质素。而社会学的研究也指出，社会经济发展和神秘主义信仰之间似乎有所关联。然而，托洛区（ENTroeltch）就曾指出，神秘主义可以说是许多宗教共有的质素，就基督教而言，甚至可以称作是「第三宗教性」。

    不论如何，由于神秘经验具有塑造「奇里司玛」以及使个人「增强能力」（empowerment）（这个字很难中译，暂时以这四个字来翻译）的效果，因此往往受到建制化宗教的压制以及政治上的打压。因此，在政治越趋自由化与民主化的社会，神秘经验就越有可能被宣称与传散开来，台湾近年来神秘主义宗教的盛行，也可做如是观察。电视上「鬼话连篇」类型的节目以及坊间「鬼书」盛行，似乎也可以在这个脉络下加以解释。

    有人认为近来这些新兴宗教的盛行，以及台湾民众想要在新兴宗教里快速求得解脱或是心灵归属的行为，代表了速食文化的盛行，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没有错。但是这一类新兴宗教的盛行，不管它们是假宗教、或是爆发贩售灵骨塔诈欺丑闻或者是其他未必有问题的新兴宗教，其中所反映的，主要还是在于一个逐渐趋于世俗化的社会中，具有超越性的神，可能逐渐被一些人们所放弃。有人认为宗教是对超自然力量或是超自然对象的崇拜，宗教社会学一般则认为宗教乃是对「神圣性」的追求。

    在超越性的神已经被放弃，或是因为受到科学洗礼而认为无法证明其存在的情况下，人就可能将神圣性转向「人」本身，成为「人的崇拜」，其极端则是一种自恋主义。这种「人的崇拜」如果结合一些看似具有科学性的关于人体结构的理论、宇宙的理论（譬如用「磁场」概念来解释人和宇宙）、以及神秘主义的经验，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受过简单科学洗礼的现代人，趋之若骛的信仰产品，而成为这些信仰团体的「心灵的俘虏」。市场竞争导致宗教乱象

    六○与七○年代欧美的「新兴宗教运动」，曾经让一些社会学家因此而认为，新兴宗教运动是「世俗化」趋势的反例，说明现代人仍旧需要宗教。但是另一派的学者则认为，「新兴宗教运动」其实正足以说明世俗化，因为对新兴宗教运动而言，有许多都是短暂而且信徒具有流动性，甚至是以宗教服务为流通内容，正说明宗教并非重要的社会生活项目。与后者说法类似的，则是认为宗教在近代社会生活中，已成为消费市场中的一项商品或说一个项目，因为没有人会为信仰而坚持或是牺牲，它就像是商品一样，喜欢了就购买（给予奉献），不喜欢的时候随时可以放弃。

    所以，在宗教团体或是宗教人物方面的因应，则是宗教的企业化经营与注重行销。所谓宗教的企业化经营与行销，主要是指「迎合市场需求」（包括「利基」的寻找与市场区隔）、「价格取向」以及「行销取向」。迎合市场需求是指以通俗浅显的教义、立即可得的福报与得救方式，作为传教的主要方式。而价格取向则是宗教象征有商品化的趋势，某些宗教符号与宗教服务（譬如光明灯与灵骨塔）有其价格，而不再是随缘奉献。

    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特性之一，是消费决定生产。换句话说，行销通道（流通场域）决定了生产场域。除了产品的好坏之外，行销通道也决定了产品的出路。因此，近年来各宗教团体除了经常举办各种大型活动，提高社会能见度之外，也在各种媒体上刊登宗教广告，乃至于运用电子媒体（无线与有线电视）的广告或是节目，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