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民俗学研究活动新兴起 开展民俗学研究的倡议

1980年12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陕西分会成立的大会上，杨景震、马宏智、张定亚、盛文庭、陈策贤、程思炎、高思正、李静慈、田奇等九位同志提出《关于建议开展民俗学研究的倡议》(见附件1)，得到与会领导和代表的大力支持。会后成立了“陕西省民俗学会筹备组”，由杨景震、张定亚、程思炎三人组成，杨景震担任组长。
　　《关于建议开展民俗学研究的倡议》是响应1979年11月顾颉刚等七位专家、教授向全国发表的《建立民俗学会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见附件2)而倡议的。
　　从此以后，陕西省的民俗科学研究活动，从倡议到活动，有计划、有安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了。
　　附件1：《关于建议开展民俗学研究为倡议》
　　民俗学是研究民族风俗、习惯以及民俗志、民俗史等的学科。这门学问是属于人文科学的一个部门。
　　民俗学对于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民族的兴亡变迁，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都有着特别重要的研究价值。民俗学研究者能够告诉人们：一般和某些特殊民俗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是怎样随着社会形态而变迁的，它的存在和变化有什么社会意义?这种科学知识，可以帮助当前“移风易俗”，给予改变风俗习惯以理论根据，使人们更能自觉地适应这种改革。
　　民俗学研究中可以向国际朋友提供本国民俗志和民俗史的著作，可以增加各国人民对于中国的了解，增强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发展旅游事业。
　　由此可见，民俗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当前世界上很多文化、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大都已经建立起这门科学。我们的国家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民俗习惯，和大量的民俗志和民俗史资料。因此，我们倡议应尽快地开展民俗学的研究。
　　当前，开展民俗学的研究有足够的顺利条件，一是有党的领导和民研会的业务指导，特别有利的条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今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草案里，已经把民俗学列为研究对象之一。二是我国有丰富的历史资料，陕西是周、秦汉唐以来建都之地，大量遗存在民间的史迹、风俗、习惯、历史掌故等，都是相当丰富的，足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关于研究机构问题，这方面我们现在还缺乏基础，必须从“筑墙基”开始。目前，在全省范围内可先成立民俗学会，由熟悉和热爱此项工作的人组成。在基层凡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成立民俗学研究组织。
　　关于研究人员问题，这方面的人才还很少，可以先挑选一些对民俗学有兴趣的人，或对人文科学有一定基础知识的人员，在学习和实践工作中给以锻炼培养，逐步成为合格的研究人员。
　　同志们：当前形势大好，我们要在中央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下，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采取积极措施，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目前，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争先恐后，如雨后春笋蓬勃开展，我们热爱民间文学的同志们，决不甘心落后，我们呼吁尽快成立民俗学研究的组织机构，热情希望有更多的爱好者参与民俗学研究活动，做出重大的贡献。
　　倡议人：杨景震马宏智张定亚盛文庭陈策贤
　　程思炎高思正李静慈田奇
　　(原载《群众文化通讯))1981年1月15日第1期)
　　附件2：《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
　　民俗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部门。在今天，世界上许多文化、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大都已经建立起这门学科；有些国家，这方面还有着相当高度的发展。
　　我国“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在这方面先后都做了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学术观点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国解放以后，这门科学的某些部分，有一定活动与成就，例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的搜集和探究、好些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记录或研究。但是，民俗志、民俗史等作为一种系统的学问，却没有被提到编纂、研究、出版的日程上来，更不要说概括的专门理论研究的出现了。
　　我们的国家，是有三千年以上文字记录的历史的国家，是拥有几亿人口的、多民族的国家。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具有优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难道我们可以没有一部比较像样的民俗志和民俗史著作吗?难道我们可以没有一些足以列入世界这门科学书库的专门论著吗?目前，我们这种荒凉的景况，是不应再忍耐下去的：现状非迅速打破不可!
　　现在正是我们应该起来填补这个科学的空白点的时刻了!而要这样做我们是具有相当条件的。
　　首先，关于指导原理和方针。我们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卓越理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正确的文化、科学政策，这是我们一切文化、科学能够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也是我们的民俗学研究能够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其次，关于资料方面。对于这门人文科学的建立和推进，在资料方面，不管是历史的或现在的，我们都很丰富；有的资料还是十分宝贵的。
　　从周、秦以来的文献上，保存了极丰富的民俗史和民俗学研究的资料。有数以百计这方面的专门记录，而散布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里的材料，更是计算不清。这是我们这方面的研究、编纂的一个史料宝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北大的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中大的民俗学会、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等机关所收集、刊行的许多记录资料，以及当时批判地抉择、吸取，为这门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更重要的资料来源，当然在现在。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又融合了许多原业各自独立的民族文化、因此，在风俗、习惯及民间文学、艺术等方面，是丰富而又多采的。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风俗、习惯等，直到现代还在某些方面被保存着。例如原始社会母权时代的某些风俗遗迹，还可以在我们现代某种婚姻制度、礼俗或活着的语言上找出来。这不但在专门的民俗史上，就在普通的历史或社会文化史上也是重要的资料。此外，在进去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关系史上，不但可以从我们现代保存的社会风俗、习惯中找出国内过去各民族这方面一些固有的成分，还可以找出我们和许多周围民族这方面交互影响的痕迹。这种民俗史资料，也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现在正如在社会形态大转变的重要时期。随着财产所有制的根本变化，以及政治制度、人们的社会关系等以及相应的观念、思想和感情，都正在或迅速或迟缓的变化着。传统的风俗、习惯等消灭或变形了，新的风俗、习惯等在产生、发展着。这里明显地呈现出民俗这种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的痕迹。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历史性的变化迹象：它对于民俗史、民俗学等探索者提供了何等珍贵的考察资料!
　　像上面所说，我们的国家，今天对于民俗学的研究，不仅拥有极丰富的民俗资源，而且还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民俗变化规律的观察条件。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这种科学上的大好机会!
　　也许有同志要问：这门科学的建立和推进，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特别是现实的作用)呢?我们认为：它的建立，首先自然是为了扩大和充实我国人民对过去和现在这方面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认识。同时，也为了给世界人才科学增添一些这方面的成果，世界的学术宝库，是由各民族的科学成果汇集而成的。
　　此外，还有两点更现实的作用：
　　一、我们党和政府，经常号召人民要“移风易俗”。这是历史转换时期我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完成这项任务，民俗学是可以尽一份力量的。民俗研究者能够告诉大家：一般和某些特殊民俗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是怎样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而或速或慢地变迁的，它的存在和变化有什么社会意义?……这种科学知识，可以给与改变风俗的活动以理论根据，也可以使人们更能自觉地适应这种改革。
　　二、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大国，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广大进步人民都在睁眼注视着我们。他们迫切需要了解我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如果能够同他们提供一些关于本国民俗志和民俗史的著作——科学性较高而又写得引人入胜的著作，那么，不但可以增加各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理解，还可以赢得他们更多的同情。这是一种有效的国际宣传，也是民俗学的一种现实作用。
　　关于研究机构问题。这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基础，必须从“筑墙基”开始。在规模和名称上，最好能够成立一个民俗学研究所，但是，从目前各方面的条件看，似可以先成立一个研究组——民俗学研究组。这个组，暂时可以附设在社会科学院的某些研究所(例如社会科学研究所或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或者成立一个独立的学会。有了机构，搜集、编纂、研究等工作，就可以有计划地顺利进行。这是关键的步骤。
　　再，关于研究人员问题。这方面根本上也需要从新搞起。可以先挑选一些对人文科学有一定兴趣和基础知识的人员，在学习和实践工作过程中给以锻炼、培养，使逐渐成为合格的研究人员。“五四”以后，曾经在这门科学方面进行过工作，或者向来对这门科学很关心，现在并愿意有所尽力的老一辈的学者，眼前还有一些。他们虽不能说是什么“识途老马”，但是，多少也可以充当备询问的“刍尧”。
　　学艺界的同志们!
　　民俗学不但是我们必须建立的一种人文科学，而且我们也具备了建立它的一定条件。去年秋间，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宣布的我国今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草案里，已经把这门科学郑重地列为研究对象之一。这是一个福音!关于这门科学的必须建立和专门机构的创设问题，去年夏间，我们曾经向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上过书，并蒙予以赞许。但是，这种学问专门机构的建立和科学研究的推进，需要广大学艺界同志的赞成和实际帮助。因此，我们今天诚垦地向大家呼吁，希望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使我国中断了多年的这门科学，能够在新的社会基地迅速发荣、滋长，为今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的庄严任务，作出它的一份贡献。
　　顾颉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白寿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容肇祖(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坤(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成志(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罗致平(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钟敬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载《民间文学)1979年12月)1979年11月1日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