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西部的佛教艺术奇观

　　历史与内容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即唐帝国建国的第一年，割据甘肃东部一带的军阀薛举率领大军进逼唐朝的首都长安城，秦王李世民以西讨元帅的名义带领八总管兵力前往抗击。从七月到十一月间，两军大战于关中西部地区，经过数次的交锋，最终以李世民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当年作战的主要地区，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彬县一带。李世民为了悼念死难的将士，特地在豳州修建了一所应福寺，也就是今天的彬县大佛寺石窟[图一]。

　　大佛寺石窟，是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现存窟龛约116所，造像约1,500躯，大佛洞、千佛洞、罗汉洞是其中保存有造像的主要洞窟。大佛洞就是秦王李世民在平定薛举势力的那一年开始兴建的，它完工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是中国大陆现存唐太宗时期规模最大、最为精美的一所洞窟，因为其中雕刻了高达20米的大坐佛而得名的[图二]。大佛洞还保存了当年华丽的大佛背光雕刻，上面有七佛环坐，二十二身以上雕工精湛的飞天伎乐拱卫着弥勒佛宝阁，呈现出了一派西方极乐世界的欢乐景象[图三]。大佛洞的左右两侧壁还各有一尊身高达17.5米的菩萨立像，其中左胁侍为观世音[图四]，右胁侍为大势至，那么位于正壁的大坐佛就应该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了。同时位于大佛寺西崖的第1、2、3、5号窟虽然规模不太大，但内容也是颇为丰富的，它们的雕凿时代也可以推定到唐太宗执政时期。到了唐高宗时期，佛教的信徒们又在大佛洞的正壁、西壁和前壁补刻出了七十八所以上大小不等的造像龛和一些排列密集整齐的千佛像龛，展示了高宗时期全新的唐代佛教雕刻艺术风貌[图五]。

　　千佛洞和罗汉洞的开凿，大约是在唐高宗执政时期，这是两所位于大佛洞左右两侧的大型中心柱窟，其中罗汉洞没有按期完工。中心柱窟，也就是在窟内地面的中心树立一座粗大的通顶方形塔柱的洞窟，这座中心塔柱象征着佛塔，古代的僧侣们可以环绕着塔柱作右旋礼拜。这种洞窟在十六国与北朝时代是最为流行的，到了唐代就已经很少见到了，从这方面来讲，千佛洞与罗汉洞的建筑本身就为我们研究中心柱窟的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图六]。千佛洞中保存的大小造像龛共有一百七十五所，有十几所龛包含着明确的铭文发愿题记，大部分是在武则天执政的武周朝雕造出来的。这个时期的造像都具有健美的身材、婀娜多姿的体态，体现了大唐帝国中最为纯正的佛教造像艺术。我们之所以确认它的纯正性，就是因为它基本上保留了大唐首都长安城的佛教艺术风尚，这种风尚正是波及全国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唐风艺术的主要因素与本质所在，而在它的发源地——今天的西安城中我们已经很难再见到了。特别是在千佛洞中还保存了一所与真人等高的一佛二菩萨造像龛，是由武则天的堂侄女、彭城县主武氏与她的丈夫豳州司马柱国李齐共同发愿雕造的。豳州也就是现在的彬县，李齐当年的职务就是豳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所等身像龛的佛与菩萨像，是集人体的写实美、夸张美于一体的雕刻艺术，也是千佛洞武则天时期雕刻的代表作品，是最为典型的初唐长安风格的造像艺术[图七]。罗汉洞虽然没有按期完工，但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开始补刻造像了，现存于窟内的造像龛共有三十九所。罗汉洞的造像除了年代较早的武则天时代的作品之外，还保存了一大批唐玄宗开元纪年以后的雕刻，其中以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雕造的骑狮文殊菩萨与昆仑奴像为代表[图八]。我们知道，在唐玄宗以后的中原北方地区，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安，使我们很难在今天发现盛、中、晚唐的佛教石窟雕刻了，因此，大佛寺对于研究唐代佛教艺术在盛唐以后的发展情况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风格及影响

　　大佛寺石窟中的唐代造像，较多地反映了首都长安的艺术面貌，对于我们总结长安地区唐风艺术的形成，比较与东都洛阳（以龙门石窟为代表）造像艺术的关系，以及探索中国其他地区石窟艺术，乃至朝鲜半岛、日本造像艺术中的长安因素，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1994年，我和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的冈田健先生共同调查了这处重要的佛教遗迹。令冈田先生惊奇的是，在千佛洞中他发现了与日本奈良时代的国宝——奈良药师寺金堂中供奉的药师如来三尊像极为相似的雕刻作品。多年以来，日本的佛教艺术专家们一直在探索着日本奈良与平安时代佛像雕刻艺术的渊源所在，他们也比较了龙门、敦煌等地的佛像雕塑，发现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但在某些细节方面总是感觉不那么贴切与吻合。我们翻阅中国的佛教史，就会发现当年来自日本的学问僧们主要是以西京长安作为他们学习的根据地的，大唐长安的文化是他们心目中最为先进与正统的文化，那么当年长安城中的佛教艺术也正是他们模仿与学习的样本作品。彬县位于西出长安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第一站，是长安以外能够迅速接受大唐长安正宗文化的地区，那么保存在千佛洞中的与日本奈良、平安时代雕刻极为相似的佛像艺术，正为我们揭示了当年长安城中所特有的雕刻艺术面貌，也为我们寻找到了日本奈良、平安时代佛教艺术的真正发源地。

　　大佛寺石窟除了精美的造像之外，还保存有当年僧人们生活起居用的为数众多的僧房窟，系统成组地开凿在大佛寺的东崖，总数在九十所以上，这在中原北方地区的石窟中也是不多见的，它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古代僧侣们曾经使用过的结构严密的崖中佛寺景观[图九]。千佛洞与罗汉洞中唐宋以来的碑刻题记大约有近二百条之多，其中不乏历史上的政界要人与名人题刻，如北宋、金、元、明、清陕西甘肃一带的地方行政长官，奉旨路过豳州的中央政府官吏，明代著名的大奸臣刘瑾，清末甲午海战的英雄丁汝昌等。这些题刻是研究唐宋金元明清历史、战争史、少数民族史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就是在这两所洞窟一百零三则碑刻题记的基础上，撰写出了《邠州石室录》一书的。另外，这些题记的本身也是极为精湛的书法艺术作品。

　　彬县大佛寺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沧桑，虽然受到了人为的、自然的多种破坏，但仍不失为中国唐代佛教艺术的典范之作。1988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它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大佛寺石窟，已经作为陕西省境内最大的佛教造像群体，全人类的一份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焕发出了新的青春般的活力，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1988年，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参观了彬县大佛寺之后，赞誉这处石窟群为我们推想大唐长安的佛教艺术提供了实物依据。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局长赞美大佛寺石窟造像“堪与巴黎圣母院媲美”。现在，由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共同保护维修大佛寺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一项不朽功德的硕果。

　　【附记】

　　1996年6月间，笔者偕同文物出版社的高级摄影师陈志安先生前往彬县大佛寺石窟作了为期10天的考察，系统地拍摄了所有的造像龛，抄录了洞窟内所有的近二百条碑刻题记，测量绘制了主要洞窟的平面和剖面图，记录了绝大多数造像龛的高宽尺寸（除位置太高无法登上者外），并在现场作了完整的客观迹象笔记。回北京后，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乐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佛教文化艺术中心”同仁们的共同策划下，笔者利用计算机技术整理撰写出了《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一书。书中克服了叶昌炽《邠州石室录》中的碑刻与造像相脱节的缺点，完整、客观、全面、系统地向世人介绍这处位于关中西部的佛教文化奇观，同时也论述了它的时代艺术风格以及对周边地区（包括韩国、日本）的影响。希望这项工作能引起世人对彬县大佛寺石窟应有的重视。

编者注：豳，古地名，在今陕西彬县、旬邑县一带。也作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