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9月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随即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反蒋抗日

　　1931年9月21日，富平县抗日救国会在流曲镇召开宣传抗日大会，向县长米森若提出免交6升麦及印契税，作为支持群众抗日的实际行动。米一一答应。30日，华县咸林学校成立反13救国会，并就“九一八”事变发出宣言，要求团结抗日。同年12月，中共韩城县委以韩城中学为核心，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冯光波、冯玺玉组织教师、学生、农民群众在上官庄成立“晨钟话剧团”，演出以反蒋抗日为内容的文艺节目。共产党员张子超、高德辉、张先民等分别在东范家庄、高家坡、赵峰等村办起了农民夜校，学文化、学军事，开展反蒋抗日宣传。年底，澄城县丁本淳、张清秀等25名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上学的学生，组成澄城县旅外学生抗日救国会，上街宣传抗日。国民党澄城县党部不予支持，被愤怒的学生捣毁。

　　1932年1月，白水县第一高小，南、北井头等学校的一百余人，在第一高小操场举行大会，声讨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办事处阻挠召开各界抗日救亡动员大会等罪行，后以童子军为先导，在“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严惩卖国贼”的口号声中，冲进县党务指导员办事处，砸烂了木牌。又冲到县政府，要求清算县长石铭绩的贪污罪行。经过谈判，县政府退出l00余银元，学生将这笔钱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队。同月，国民党韩城县党部指导员李性原公开宣扬不抵抗主义，攻击学生爱国运动。中共韩城县委即组织各校师生游行示威，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赶走了李性原。5月，中共韩城县委派高德辉、徐岱云在上官庄村秘密组织赤卫队，约60余人。6月2日，刘志丹、黄子文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到韩城活动，赤卫队配合游击队，在上官庄、花马庄、高家坡一带打土豪、分粮食，救济贫苦农民。群众拍手称快，地主豪绅闻讯丧胆。

　　1935年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北平学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消息传到陕西，西安学生首先声援，通电否认华北伪自治。接着，华县学生也奋起援应，举行罢课、游行，下乡宣传抗日。

　　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共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抗日民众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拥护，推动了抗日运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各地旅西安的学生大都回到本县，与当地青年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2月13 日，中共蒲城特支通过救国会、县学联组织各校师生走上街头，举行武装游行，高呼“拥护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又联合各界人士，召开群众大会，声援西安事变。大会以蒲城20万民众名义通电全国。救国会关闭了国民党县党部，公审、枪毙了贪赃枉法的催粮委员边念祖，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武装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了武装敢死队，并进入蒲城驻军开展宣传工作。

　　12月21日，澄城县各界民众5 000多人在县城集合，成立抗日联合会，发出拥护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当晚宣布成立抗日牺牲团，参加了澄城保安大队的武装起义。

　　1937年春，富平县立诚学校学生邵武轩、刘茂坤、师源、张少林等20余人，在富平成立“抗日救国会”，并在立诚学校成立“抗日救国会庄里分会”，联络各方进步人士，在红军的指导下，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1937年3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成立中共渭华工委，刘玉堂任书记，王杰任组织委员，袁健任宣传委员。在工委的领导下，渭华地区各党支部组织领导学校进步师生，利用集会，到农村办农民夜校，给农民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赤水农校党支部，组织师生到附近新庄、田家、姚李、蔡郭等村，帮助办起了12个农民夜校，由师生每晚轮流讲课。同时，组织“射日剧团”，向群众作抗日宣传演出。同年5月，以中共党员和各界进步青年为核心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韩城县蓬勃开展。张子超、薛子芳、段济国、王乐云、刘子信等人共同集资，在韩城丝房巷办起了“青少年出版社”，推销《新华日报》《解放周报》《老百姓报》《联共党史》等进步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各地通过各种宣传活动，不但推动了渭南地区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而且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从此坚定地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支援前线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全国性抗战开始。8月下旬至9月上旬，八路军经泾阳、富平、蒲城、白水、合阳、澄城、韩城等地东渡抗日。沿途各县青年学生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当地群众一起热烈迎送八路军出征。9月2日，一二0师在富平县庄里镇永安村举行誓师大会，当地进步青年、各界人士及广大群众纷纷为出征将士送行。朱德、贺龙在大会上讲了话。部队出征时，当地群众依依不舍，强村的张怀仁，大魏堡的魏合、王恒合等许多群众都套了大车为部队运送物资，仅流曲镇就出动大车l0多辆。沿途群众把精心制作的鞋、袜和各种食品送给战士。部队经过的村镇街口、道边都摆上了长桌，上面放满了糕点、水果和其他食品，慰劳出征将士，部队经过县城或大的街镇时，各界代表和商会、市民搭起牌楼，张贴标语，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夹道迎送。为了使八路军尽快地奔赴抗日战场杀敌，沿途群众主动给部队当向导。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主动为部队解决食、宿困难。八路军总部到澄城县时，当地知名人士姬辅成主动为八路军办理粮秣工作。合阳县百辛联第六保保长房卫民，受国民党县长的委托，设立粮秣站，为八路军筹集粮食4万余斤。八路军总部及各师主力，先后由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韩城县政府委派专人按期调集民船l00多只。中共韩城县委发动群众迎来送往，在芝川镇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会，并派出徐岱云等共产党员参加组织渡河船队。当时黄河的主渡在西岸，加之阴雨不断，渡口一带道路泥泞，群众主动用家里的门板和木板搭在船边，方便上下。9月15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等同乘一船，安全渡过l0公里宽的黄河。各部队亦先后顺利渡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1938年春，日军占领风陵渡，进逼潼关，炮轰陕西河防，陕西即将成为国防前线和战区。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军民奋起保卫陕西，号召青年学生武装起来，随时参加战斗。中共沿河地委通过统战关系以国民党一七七师名义，在合阳中学举办了沿河7县学生军训大队。中共党员赵惠民、张志超、王寒秋、王润原、白云峰等一面作集训的组织工作，一面参加学习，各县参加学生20余人。同时，合阳县还组建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为骨干的抗日民众自卫队达2万多人，准备参战。蒲城、华县建立了读书会，渭南建立了识字班，合阳、韩城、澄城、朝邑等县青年团体积极协助中共党组织创办了“大众书店”“曙光派报社”“七七书报社”等，在青年学生中推销《西北》《群众》《解放》等周刊、《老百姓报》《工商报》《新华日报》以及马列、毛泽东著作和进步书籍宣传抗日，动员群众，进一步鼓舞了民众斗志。

　　1938年下半年以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全面实施了镇压青年运动、迫害进步青年的政策，陕西青年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威胁。中共陕西省委及时指示民先、青救等抗日救亡团体，从工作到组织先后转入秘密活动，并号召青年到前线去，到军队去，到延安去。同年8月，中共富平县工委在庄里镇组建了有50多名青年参加的“抗日义勇军兵营”，后编入胡景铎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韩城县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达400人。渭南、华县的中学学生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坚持用业余时间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了一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连续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蒲城、白水等县的中共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撤销了中共沿河地委，并决定调动澄城、富平、华阴、渭南等七个县(工)委的领导和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到延安学习或去外地工作，留下的党员和上级进行单线联系。至1949年夏，上级党组织和渭南各县党的组织暂时中断了联系，中共党组织在渭南地区的活动处于第三次低潮，抗日救亡运动亦受到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