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运动

　　批判“三家村"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5年ll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厂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区各级党组织，根据上级要求，号召各级机关干部和教师学习姚文元的文章，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l966年5月，《人民日报》等报刊又发表姚文元等人《评‘三家村’--(燕山夜活)、(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委领导人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声讨的浪潮。全区根据中央西北局及中共陕西省委的安排，在城乡开展对“三家村’，的批判。当时许多干部、群众并不解其意，蒲城县有的干部群众还以为该县龙阳公社的三家村发生了什么反革命暴乱。5月下旬，地委和各县县委陆续传达中共中央《5·l 6通知》、中央西北局及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地区和各县先后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对本区域内“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指导，并向学校派出工作组。在批判“三家村"文艺“黑线"的同时，上挂下联，揭发、批判本地、本校的“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于是，形形色色的大批判组、抓小邓拓战斗队便应运而生。不少学校、党政机关中的一些领导干部，遭到攻击和点名批判，有的被挂上各种各样名义的牌子游街示众。

　　1966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渭南地委召开各县(市)“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座谈会”，学习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会议要求各县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参加运动。并决定在暑假期间，全区除正在系统开展“社教”的地区外，以县为单位对初中以下，包括初中、民中、农中、完小、普小和耕读小学的2万多名教职员进行集训。采取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的方式，“揪"出教师队伍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同时选派5000名左右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初中学生代表，帮助搞好教师集训。对于高中学校，包括师范、农业中等技术学校，本届学生不毕业、不考试、不放假，由备县 (市)派工作组，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各县在举办教师集训会期间，普遍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式，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使部分教师遭到不应有的打击，有的一夜之间由模范人物变为“牛鬼蛇神”，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职务，有的还遭逮捕。同年8月，北京太专院校学生反对工作组的消息传到各县，学生开始冲击集训会，乏批判的教师亦联合起来要求为他们平反，工作组被视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纷纷要揪“黑后台”，加之外地学生到各学校之间的“点火"、“串联"，以反对工作组为名的大字报由学校走上了街道，工作组长及部分工作组员被戴高帽子游街。“四大”遍及全区城乡，商店毛笔、纸张出现脱销，从此，“文化大革命”由学校走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