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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头峪村是晋陕“水旱码头”，曾涌现出许多商业奇才，也成为陕北首家“税务所”所在地。
木头峪村商业的繁荣，一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二是与走西口有关。
木头峪位处黄河中游，秦晋峡谷西岸，北距佳县县城40里，南至螅蜊峪镇60里，西通陕北内地，有骡马大道直达宁夏、甘肃，东隔黄河与山西曲峪相望。这里水势平缓，河床宽而无石，是包头到山西碛口的中转站，古为秦晋贸易往来的水旱码头，素有“好渡口”之称。这里曾四季船筏不断，昼夜驼铃声声。便利的交通使这里商贸兴旺，商号、商店、旅店颇多，最大的商号有“聚丰厚”、“春和荣”等，生意兴隆，资本均以万计。随着商业的繁荣，随之产生了一批实力地主。据老百姓传说，旧时木头峪村200多户居民只有一户半是受苦人，“半户受苦人”是因为他将一半的土地出租，另一半自己耕种。
据1947年土改统计，该村有地主或破产地主60余户，是全国挂了号的地主村。最大的地主苗兰田，年收租子1740石，放债上万元；其次是张春光、苗念祖等，年收租子都在七八百石左右。在木头峪，商人和地主往往是兼融于一体的。
天下黄河，唯富河套。以银川为中心的内蒙古、宁夏等地，盛产大米，自古富庶，是陕北人心目中的淘金宝地，因其地处陕北西部，故称西口。据史料记载，走西口的时间大约是在明末清初，先后持续了三百多年。
走西口是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木头峪人和所有走西口的人一样，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为了能在次年春天到达，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徒步跋涉。途中，他们首先会遇到土匪，其次是自然灾害。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突然而至的山洪或暴风雪常常阻塞道路，被冻死、饿死或在沙漠里失踪的比比皆是，不知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便音信全无、尸骨无收。据说走西口的路上，现在还能看到累累的白骨。
走西口几乎是陕北人共同的命运。幸存者终于到达了西口，他们在那里靠种地、挖渠、背炭、拉船、放牧、拉骆驼等维持生计，有的人经年不归，有的人一去不返，一代代的人在走西口的路上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和同样主题的故事。走西口的陕北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这极少数人把小买卖做成大生意之后，荣归故里，修造房舍，置办田地。木头峪人张宗聚、苗晋文和苗相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宗聚出身贫寒，13岁时，母亲不忍儿子被活活饿死，打发他三枚铜钱，抹着眼泪将他送出木头峪村头。年少的张宗聚凭借这三枚铜钱随着走西口的队伍，跋山涉水，步行几十天来到内蒙古陕坝，一家好心的地主收留了骨瘦如柴的小宗聚，在有饭没工钱的几年里，张宗聚以自己的机灵和勤劳赢得了主人的喜爱。也许是三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后，主人打发他一袋粮食作为工钱让他回家过年，张宗聚步行几十天，用毛驴将第一次获得的劳动报酬驮回老家，看着儿子两脚的水泡和这金灿灿的粟米，父母哪舍得自己食用，将多半的粮食换成银子，虽然银子不是很多，却是这个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寒门之家发的第一笔“横财”。
从此，张宗聚年年将作为工钱的粮食驮回老家，换成银子补贴家用。又过了几年，主人为了奖励张宗聚的勤劳朴实，允许他在劳作之余自己开垦一小块荒地。于是在年底，张宗聚就雇了骡马驮回了更多的粮食，换回了更多的银子。从此，身强力壮的张宗聚有了本钱开始从内蒙古往陕西贩运粮食，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就有了自己的驮队，又有了自己的船帮，再后来就有了自己的“聚丰厚”。“聚丰厚”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和极高的威望，在黄河流域较早发行银票。“聚丰厚”银票在商品经济流通中，代替了沉重的金银财宝，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然，老板张宗聚更是财源滚滚，日进斗金。
苗晋文先是在口外（内蒙古）牧马放羊，与羊共舞的10多年里，机灵敏捷的他勤学苦练，终于学会了“揣肚羔”的绝活。即通过手摸，能准确地判断出羊羔尚还在肚子里的毛有多长。苗晋文回到木头峪后和外国人做生意，经营未出生的羊羔皮子，成为木头峪出色的商人。也就从那时起（民国初期），木头峪开始有外国人居住，像日本的刚柔等，先进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和少而奇的照相机、推剪等已有人使用，西医治病也在该村出现。
苗家大院的主人苗相霖，早在清朝年间就在外蒙久住40余年，主要饲养马牛羊群，扩大经营，后来在山西碛口镇开设商号“义和堂”，买地千余墒，是木头峪最出色的商人。
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州崔骥远创葭、府、神百货厘金，总局设在万户峪，沿河分设四处，木头峪即是一处。厘金所专收税款，由此可见木头峪昔日的繁荣。有诗为证：
东临黄河秦晋水，西靠青山枣林美；
南依小河绕田过，北有古道通塞北；
只因水旱码头旺，引得厘金来税收。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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