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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头峪村曾为满清朝廷培养出4进士、2举从、1拔贡、9训导、53贡生和秀才。建国后，又培养出8位大学教授。
木头峪村是一块神奇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尊师重教，尚德崇文，先后涌现出许多政界、学界、商界和文艺界的精英。清代，木头峪村出了4进士、2举人、1拔贡、6知县、9训导（相当于教育局局长）和53贡生及秀才；建国后，木头峪村出了省军级干部4人，地师级干部9人，大学教授8人。自民国到现在的近一个世纪里，小小的木头峪村产生的戏剧演员多达400余名。关于木头峪文化村的文化故事，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张学昌，清道光14年（1834年）甲午科文举人，曾任白河县训导。清光绪11年（1875年），告老还乡的张学昌，身着布衣，正在扫院，两骑高头大马卷起滚滚红尘直奔木头峪村，报子双手高举红贴半跪在张学昌的大门口叫道：“恭喜张老爷，你儿子张岱明高中举人，请接喜帖！”张老爷子似乎没听见，仍在不慌不忙地扫院。报子再次高喊：“恭喜老爷，你儿子张岱明高中举人，请接喜帖！”张老爷子这才将扫把慢腾腾地放在墙角，弹掉身上的灰尘，接了帖子，不以为然地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家不缺举人，我也是！”张老爷子的话惊得报子半晌回不过神来。张学昌一家出了两代举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也为激励木头峪人“学而优则仕”起到了重要作用。
苗滋荣，字培之，民国年间木头峪村有名的私塾老师，号称“秀才模子”。言下之意，他如同模子，只要他教的学生，没有考不上秀才的。
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使大部分读书人在独木桥上拼命挣扎，“范进中举”的例子不乏其人，更多的读书人无缘遇到像苗老爷子一样的老师，所以一些年近半百的人仍在为一个秀才的名分年复一年地到乡里赶考，从而营造出浓郁的教育氛围。相传在清朝某年，偌大的榆林才考中32名秀才，木头峪村竟占了24名。其中，赶考的队伍里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所有的人都以为是某考生带的儿子。当喊到木头峪人张世贤的名字时，小男孩跑了出来，考官们都笑了。看着穿扫地蓝袍的小男孩，主考官不以为然地信口出一上联：“小学生蓝袍扫地”。小男孩“噔”一声双膝下脆，脱口对出：“老大人鸿福齐天”。主考官拍案叫绝，当场宣布：“小子，第一名归你了！”
在木头峪人看来，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苗老夫子带出的学生，小到秀才，大到进士，遍布各地，木头峪被誉为“文化村”，与苗老夫子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现在，在木头峪村南一公里处的黄河岸边，一尊高大的石碑历经百年风雨，依然耸立在大山脚下。该碑立于民国十三年，上书“百芳厅”三个大字，是苗老夫子的学生苗天培（进士）、苗晋仁（进士）、苗时英（拨贡）等几十名学生自发而立，以此纪念他们最敬重的恩师——苗滋荣。
继苗滋荣之后，民国年间，木头峪村还有两位备受人们尊敬的私塾先生苗宝生和苗处英。苗宝生曾荣获秀才案首（秀才第一名），号称“二秀才模子”；苗处英则以“严师出高徒”而著称。苗宝生和苗处英为木头峪村培养人才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
木头峪村自古以来才子如云，令许多知名人士赞叹不已，就连陕北最大的地主——米脂姜氏庄园的园主姜耀祖，对这里也是仰慕不已，并感慨自己无缘生在这风景壮丽、书香浓郁的风水宝地。于是，他决意把自己如花似玉的掌上明珠姜小妹嫁给木头峪村的大才子苗处英。据说苗处英不仅学识渊博，考到了可以做知县的学位，而且帅得“不可思议”。姜、苗两家虽然谈不上门当户对，但苗处英和姜小妹足可以算得上是郎才女貌。婚后，小两口情投意合，相亲相爱，身影相随，琴瑟相伴，一个秉烛夜读，一个红袖添香。没过几年，姜小妹生下一男二女，姜老爷子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于是，不惜重金在木头峪村北为女儿置下田产，并大兴土木，准备按姜氏庄园的建筑风格为宝贝女儿修造一座舒适的豪宅，甚至连大门前镇宅的一对雄壮石狮都运来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房舍刚刚修到一层，姜小妹突然暴病身亡，姜老爷子在痛不欲生中，停止了对豪宅的投资。于是，在以后长达近一个世纪里，这半拉子工程一直像一块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疤，以残存的方式向世人讲述着百年的悠悠往事。
苗重华，又名苗德润，是木头峪村走出的一大才子，曾做过洛川县训导。任职期间，他尽职尽责，使当地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洛川的官府和老百姓赠苗重华两块书有“名策天府”和“名列成均”的牌匾，以表感激之情。成均，是一种学位，相当于翰林院，即当时最高的学府。由此可见，苗重华被人们敬重的程度。[1] [2] [3] 下一页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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