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跃进”的回忆（1）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农业合作化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农民生活也不断提高，全国整个形势大好。可是到1958年至1960年持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它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给农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全国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
　　
　　1958年是个风调雨顺、农业丰产的好年景。就在这好形势下，“大跃进”、“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农村“食堂化”、“大炼钢铁”等运动，一个接一个，而且还是穿插进行。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倒有瞎指挥愚弄群众的味道。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口号下，不断刮起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1958年下半年我参加地委党校学习，党校组织我们到恒口区大同乡参加“大跃进”实践。当时全国刮起浮夸风，高喊超英赶美呀！实现共产主义啦！有的喊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报纸上登出湖北亩产万斤稻，山西亩产10万斤红苕的新闻。农业部门提出要高产，搞深翻的号召，我们在农村组织深翻时，而农民以“犁无三寸土”不愿搞深翻，但我们还是和村干部研究推行深翻，试验过犁的提手处加尖，结果犁弯扯断，而深度也超不过5寸，后用铁铣翻，仍达不到深度。深翻还在进行中，在“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又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铁佛区9九月份将8个乡分成了天堂、天河、上游3个公社。我任水田、双溪、铜钱3个乡组建的天堂公社的书记。不到3个月3个公社又并为铁佛人民公社，我任社长。在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下，实现农村食堂化，各户开展了扒灶、砸锅卖铁，结束几千年小锅饭而吃起了大锅饭，这年我们全家在铁佛街和社员一起吃的团年饭。食堂化结果不仅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由于集体生活，户上养不成猪，而影响了畜牧业发展，肥料也减少了，各家生活也无法调剂，瓜菜代也代不成，亲友来往也无法招待。县委整风时手工联社主任樊景志列举了吃食堂带来了十大关系的破坏，我们开玩笑樊主任也跟毛主席一样在论十大关系，后来上面查记录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并将其党籍公职实行双开遣送回老家（后纠正收回）。在全民齐上阵，大炼钢铁运动中，建土高楼烧黑棒中，瞎干了一阵，结果一两铁也没炼出来，而且耽误了秋收、秋种，应收的没有收回，红苕烂在坡上，秋杂粮炸在地里，丰产没有实现丰产，秋种也没有抓住季节按时种下去，最终造成了1958年夏粮的减产。
　　
　　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吃食堂、大炼钢铁等运动，加上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从上至下地全面推进，在党内外引起了不少反响，有的讲“大跃进”犯了左倾急躁冒进错误，有的说“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等等。党中央对这些问题，决定召开庐山会议，纠正左的做法，没想到会议开始，毛泽东来个急转弯，将会议由反左变为反右，将彭德怀同志的言论、观点作为右倾进行批判，并将彭德怀同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全国形势，毛泽东同志以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喻定为大好（即九分成绩一分缺点）。我们铁佛区在水田乡双喜王家祠堂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会议精神，同时拉开了反右斗争的序幕。秋天县上召开并成立贫代会期间，在县广播会上公开宣布将我们铁佛公社会计古道德（地主出身）、水田管理区主任龚高岳（地主出身）、双河管区文书邓明钧（地主出身）作撤职和开除公职处理。接着在基层开展“一大二公”收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刮起共产风，开展改造落后队的夺权斗争，清理成份高的干部，开展夺权斗争，连食堂中成份高的中农炊事员也列为夺勺把子权的对象。我也因地主出身，被县委电话通知调回石泉县农林水牧局协助局里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反右倾斗争反得多么彻底！时时以高举三面红旗的响亮口号，将大跃进反右倾持续到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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