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秧歌的开发（1）

　　和着震天动地的锣鼓节拍，不断有节奏地扭动着身躯，浑身发热，彼此召唤，相互感染，一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集体情绪就在队伍里被迅速激发起来。这是延安后期中国革命的歌舞，是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民间传统秧歌舞的开采开发，而创造出的中国现代革命红色文化。
　　
　　最早是在1940年春耕期间，反汪、冬学各种运动，以及收复温塘和欢迎一、五团子弟兵胜利归来，百团大战的庆祝中和反妥协投降及双十纲领的政治斗争的浪潮里，才开始了延安秧歌的革命扭动。
　　
　　到1942年，鲁艺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经历着脱胎换骨的生死抉择和人生改造，他们彻底否定并摒弃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和艺术精神，选择秧歌这种本土的艺术形式，带着探索冒险的精神，进行革命艺术尝试，于是才有了延安秧歌的辉煌。
　　
　　所以，秧歌的改变，首先是对人的改变。
　　
　　1942年7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过，鲁艺组织学风学习大讨论的同时，为纪念抗战五周年，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周扬就抽调部分政治上比较可靠的师生开赴茶坊镇兵工厂开展“七月宣传”活动，为工人和附近农民巡回演出。
　　
　　[CHAAD]这次演出的节目全是西洋音乐和外国话剧，由于生活习惯、语言、动作和艺术形式都和陕北农村民众生活毫无关联，所以一点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欢迎。“去时热热闹闹，归时冷冷清清。”这使得准备走群众道路的鲁艺师生们反省，更让周扬沉思，群众为什么不欢迎我们的演出呢？我们的演出怎么才能获得工农兵群众的喜爱和称赞呢？
　　
　　这时延安文艺界都纷纷筹备开展通俗文艺活动。9月10日，延安文化俱乐部在文化沟（即大砭沟）口竖起“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座巨型墙报。《解放日报》为此发表通讯，称其为“面向群众，面向工农兵”的“延安文艺工作的新步调”。
　　
　　鉴于“七月宣传”的教训，周扬要求这次的演出“不但要让老百姓懂得所宣传的内容，而且还要让他们爱看”。于是，担当演出任务的戏剧系主任张庚让全院师生想办法，找出一批课堂正规教学之外的小能人。“他们对民间的东西比较熟悉，有的人民歌唱得好，大家在一起七拼八凑，就凑出一整套节目来，有花鼓，有小车，有旱船，有挑花篮，还有大秧歌。”
　　
　　转眼间，1943年元旦到了，鲁艺将这支新的宣传队伍拉出去演一次，让老乡们瞧瞧。在2月4日下午延安南门外广场上的庆祝大会上，鲁艺宣传队着实风光了一把，老乡们说：上回你们“装疯卖傻、呼爹喊妈（指西洋唱法），不知唱的啥，这回才‘一满解得下’，都能看得懂了。”回来后，周扬赶紧召集宣传队成员，总结成功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
　　
　　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鲁艺宣传队调整增加了一些节目，突击赶排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开始连续在杨家岭、文化沟、枣园等地扭秧歌拜年表演。在枣园表演时，毛泽东看过后满意地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有了这个肯定，各单位都闻风而动。到农历正月十五，全延安就有27支秧歌队在上下翻滚，翩跹起舞了。
　　
　　秧歌运动的开始，是利用这老百姓所熟悉和爱好的形式，来宣传生产，表扬劳动英模。最初获得成功的秧歌小剧《拥军花鼓》，就是词作者安波将拥军的政治内容，配上民歌“打黄羊”的曲调，采用“凤阳花鼓”的表演形式，再加上王大化采用陕北秧歌的演员舞台扮相，和李波首用民歌真声唱法，拼凑而成。而中国民间花鼓、秧歌艺术的程式化特征，又为旧曲牌翻唱新歌词，基本舞蹈规则变化新鲜玩意儿，敞开着大门。
　　
　　位于延安县西川口，地处偏僻的难民纺织工厂，平时文娱活动较少，有些到延安看过《兄妹开荒》、《赵富贵自新》的人，就提议照着这些故事、歌词、曲谱、表演方法，自己来演。比如为了提高生产情绪，克服织单经单纬布的困难，该厂朱小乙执笔编写了与本厂生产任务密切相联的剧本《单经单纬》，用快板形式揭露生产过程中某些不良现象的《土经土纬》，号召全体工人向劳动英雄看齐的《学习袁广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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