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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时,曾“导洛至熊耳”。然历来对“熊耳”之实指尚存争议。一指河南省卢氏县之熊耳山,一禹应是陕西省商州市(古称上洛县)西南之熊耳山。北宋理学家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寓居商州城南之天柱山达八年,即持后一种意见,并为此题写了一首《辩熊耳山》的“五律”: 昔禹别九州,导洛自熊耳,东者近成周,西者隔丹水。 熊耳自有两,未知孰为是?书传称上洛,斯言得之矣。 “书传称上洛”,即是禹《尚书》《左传》所说的“导洛自熊耳”,系指上洛县(今商州市)之熊耳山。而且又强调了一句“期言得之矣”,就是说这话说对了。 熊耳水患治理之后,大禹又治水商山。商山,在今陕西省丹凤县城西南7.5公里处,因形若商字而得名。《商州八景》有“商山雪霁”,且因秦末“四皓”(四博士)隐居此山而名噪书史。治理商山水患,要比治理熊耳水患难得多。在大禹正犯愁的当日,有位名真行子(或贞行子)的奇人,为指点大禹治水取得成功,登门馈赠给大禹两部“宝书”:《九畴书》及《灵宝五符治水真文》。大禹正是读了这两部书才将神州划为“九州”,分区疏导,不仅降服了丹江“妖龙”,而且治住了全国洪水之灾。这便是“月儿弯弯照九州”之“九州”的肇端。 后来,和大禹一起治水的契(音薛)因“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帝“封于商,赐姓子氏”。商地古称商国,即契之封国。 商洛人,为祭祀这些古代治水英雄,曾在境内多处修筑“禹王宫”、“契庙”。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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