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见赵守一（1）

   赵守一同志，是临渭区田市乡楼赵村人，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安徽省委书记，国家劳动人事部部长，系我的姐夫，几次与他的相见，都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守一小时随父母于西安居住，1934年，在西安师范上学，因发动学潮，被当局追查，5月份下乡回家，在我家暂避，时我14岁，他18岁，常在一起外出，玩耍、读书、谈心。因我祖父是清末秀才，父亲是大学生，我家藏书颇丰，居住期间，常翻阅选读，多是文史之类。他给我多次讲解《正气歌》，要我熟读背诵。一次从箱子拿出几本医书，看了看问我：“警昔，想不想当医生？”我说那不容易。他开玩笑地说：“你爷爷曾叫你姐姐读药书，当女先生（医生），你咋不行？”停了阵又说：“只要爱，慢慢学，功到自然成。”我说：“你咋不看它？”他说：“我对这事兴趣不高，懂一些也好，艺不压人吗？他爱写毛笔字，有空就练，一写就是一两个小时，字迹工整而有特点，很好看。”我问他学的什么体，他笑着说：“我字体。”又说：“柳公权的柳字体，颜真卿的颜字体，还不都是个人们创下的吗？”那时，乡下没有什么文化活动，富人家过事演皮影戏，便是很好的活动机会。村周围七、八里内，只要有演出，便一同去看。有天晚上去田市观看，本戏是《宝莲灯》，稍戏是《三打祝家庆》，回家路上，他说，本戏是闹神话、听热闹，不如捎戏打恶霸看起来开心。又说：“咱今晚看戏和鲁迅写的《社戏》有些相象，我问他有关鲁迅和宋江的事，他对我谈了《阿Q正传》、《药》、《逼上梁山》、《武松杀嫂》，并说：你家没有这些书，以后我给你捎些来。后来，果真从西安捎回了《水浒》、《呐喊》等书。”居住不久，适逢我村一地方武装头头，埋他妈过大事，皮影戏四、五台，百十名武装，宾客盈门，甚是气派。他对我说：“你村那人埋他妈花的钱，全是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老百姓没吃没穿还挨打，你说这是啥道理？”接着又说：“这不公平。革命就是要打倒他们，解放受压迫的人不受欺侮。你父亲当共产党，去陕北而被杀害，他是为革命而死，不是他们说的杀人放火的‘共匪’，以后你会明白的？”我祖父在世时，给一个朋友借了二百元，祖父下世，祖母托人去讨，那人想抵赖，始终落不实。守一从祖母、母亲口中得知详情后，便同我到他家去交涉。那人见了我俩，态度傲慢，语言支吾，总不明确表态。这时守一爽朗地说：“你和他爷（指我）是知交，老人过世，家中留下孤儿寡妇，还能无中生有讹你，这简单道理谁都明白，这是其一。其二，你是地方上有名人士，要是动了讼，人家拿出证据，你想会落个啥下场。现在我只说一句话，是有是无，你写个条儿，我们就走了，再不找你！”他严肃的态度，强硬的语词，使那人立即改变了态，亲手写了欠条交付我俩。事后，当地群众高兴地说：“当年，诸葛亮舌战群儒，今天，18岁的赵守一舌战老滑头，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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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1935年走后，一直没有音信。直到1936年“双十二”（12月12日）事变，实现国共合作后，家中才打听到他的下落。他父亲差他表哥上陇东叫他回家。那时我在西安上中学，他俩回到西安。他独个儿来找我，我俩到莲湖公园叙谈。我见他穿着孝鞋，问他何故。他说，他妈死了，他是回来奔丧的。我笑了笑说：“前几天我去你家，咱娘还给了我一块银元，怎能说妈下世了！”他猛站起身说：“我明白了，这是计。他们知道不这样，我就不回来。”谈了很久，临行时，他郑重地说：“以后局势如何，很难说，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你要心中有底。我和你父亲走的路，都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广大群众。”暑期我回家，相互来往。一次，我去他家，他指着住室内窗顶墙上一条幅叫我看，上写一首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每日梳装上翠楼，忽见枝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接着对我说：“温暖家庭，不是久居之地。”不久，毅然决然地第二次离开了家。
    1949年夏，西安解放，但他没有回家。我大外甥女赵地已是十二岁的姑娘了，还没见过她爸。那年暑假，我去西安看他，问到雍村，他正在西边大坑广场参加会议。我在门口等他，他知道后，便慢跑着上了坡道，还不停地望着我招手，到了跟前，他摘下草帽，我仔细打量一番，他面庞黑红，上身灰白色旧军装，下身黄色半裤，光脚穿着布条编的凉鞋，这和十二年前清秀俊雅的学生时相比，俨然两人。但性格一点没变，开着玩笑幽默地说：“警昔，你成大人了，象个猴儿王（小学教师）！”接着问：“你看我象什么？”没等我回答，又笑着说：“象不象国民党要抓的共产党、八路军？”说着回到他的宿舍。我见他忙着开会，就和他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址，便回了旅社。他按时和我见了面，谈了两个小时多，除两家的重大事外，还扼要的谈了他个人一些事。最后询问我的情况后笑着说：“在蒋管区没参加国民党任何反动组织，而参加民先队去安吴青训班学习，这是对的，对得起你父亲，我也高兴。”当我问及当前有关政策时，他说：“你家地多人少，以后土改，可能是地主，争取自报。要记住，不论什么事，工作组问，都要如实讲，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
    文化革命中，他被监管了八年，第一次走出建国路73号，到信义巷3号寻他唯一留在西安的幼子赵援时，巧逢我也去看赵援。那是个下午，赵援去工厂上夜班，我外出未归。回来时，已是下午7时，推开房门，见一满头白发，身穿灰白色平布中山装的老人在灰暗的电灯下写什么。门一响，惊动得他转头一看，不由惊喊道：“警昔，果然是你！”我定睛一看，见是分别八年的他，惊呆了。意外的奇迂，使我说不出话来，只哽咽地叫了声“哥！”便不言语了。他拉着我的手，潸然泪下，稍冷静，含着泪花爽朗地笑了说：“这个意外相见，你我都没想到。我进门没见援娃，见桌上放的药书和烟袋，估计是你，等不住了，想留个纸条，刚拿起笔，果然是你。今天真是喜上加喜。”当晚我俩倾谈各自遭迂，直到一点方上床，睡下后，仍谈说不休，可说是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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