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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反驳,更加惹怒了黄蝎子一般的中队长。中队长不仅让石田当面背诵“军人敕语”,而且挽起袄袖子,抡起皮鞭向石田头上乱抽,口里还不断叫骂“你的八格雅鲁!八格雅鲁!”石田苦不堪言,只能忍受鞭打,身上的鞭印子红得像烙铁烙过一样,由红变紫,万般疼痛,脑子里面迸裂着无数火星。这种体罚式的问话接连数日。石田面对中队长怀疑他是八路军派来的谍报人员,不然哪能无条件释放等无端的猜测,他无言以对,说也不信,干脆死咬牙关,任凭发落吧。中队长无奈,便下令把石田转送位于保定城的日军军法处。这下子,石田真正感到回到日军的严重性。因为,他知道进了军法处,有几个能活着出来啊?他真的后悔当初没有听八路军官兵的劝告和挽留,心痛如刀绞,泪水和着血水流。石田思前想后,前后对比,悟出了八路军官兵所言确是真理,只有逃出“牢笼”,才能重见天日,只有到八路军那边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保卫人民的军人。于是,在押解囚犯的汽车上,他冒险脱逃,几经周折,来到了延安。他讲到这,不由得又喊道:“同志们,现在我又回来了,而且是来延安开士兵代表大会了!” 此次大会所讨论通过的《士兵要求书》,就是针对日军长官的残暴、盘剥,军规不平、无理,以及滥杀无辜等实际状况制定的,全部是鼓动日本士兵讨回公道,反抗欺诈,揭穿阴谋,追求正常生活条件的基本要求条款。比如,在军饷方面,士兵与少尉就相差14倍以上。一二等兵每月在战地应发8.8元,上等兵也不过规定发10.24元,而少尉就发133.83元。可是,这点钱仍然是墙上的画饼,落到士兵手中的军饷少的可怜。因为,日军还强迫贮金,即存款。每位士兵每月硬性扣除5元,长官们则每月仅存0.5元。士兵的存款,想要提取需层层审批,并加盖中队长一级长官的图章,往往被长官掠人之美,冒名领走,并挥霍一空。至于士兵被罚站、泼冷水、打耳光等现象更是家常便饭。日军各部队大体都是如此。 一个名叫南一雄的日本士兵也跑上讲台,讲了一件日本士兵厌战的故事。他说:有一个老兵运气实在不好,总想升级但不会迎奉长官,当然也碰不到机会啦,结果还从高崖上摔了下来,休养了一个多月。他发觉休息倒是件舒心的事,于是每天用枪托敲位于自己膝盖受伤的地方,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残废,以此达到不再被派往执勤的目的!后来,他看到一张“八路军不杀俘虏”的传单,和弟兄们一商议,竟携枪跑过来了。他兴奋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反而成为主人了!” 加藤正夫发言,他说自己在日本时是个地道的商人,到了中国华北,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一个上等兵。因为军饷太少,生活又不好,他向家里写信要钱,可家中寄来的几十块钱又被上司偷偷领走了。他忍气吞声,利用晚上天黑,提了手枪,跑到长官房内,乘长官不备,“咚咚”朝着那家伙胸口就放了两枪,而后迅速逃出日军部队,翻山越岭来到了八路军。他形象地说:翻过那座山包,我才舒了一口气,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同志们,我现在是由军阀的世界跳到革命的新世界啦!” 主席台上又跳上来了一个非常年轻、模样英俊的士兵,他是到战场仅7天就跑到八路军部队的。他刚说几句话,正在作会议记录的茂田江纯就站起来,接上了话茬。茂田诙谐地说:“这位市川常夫小家伙不言声地走了后,团部贴了一张通报,第一天说市川犯了神经病,不晓走哪了;第二天又改写为市川被八路军俘虏了,干着比牛马还苦的差事。现在,市川是在这里呀!”他还走到市川跟前,指着市川的脑袋说:“我看他非但没犯神经病,而且把侵略思想都治好了!”市川和大伙都笑了起来。原来,他俩是日军一个部队的。 笑声之后,市川常夫又认真地讲了起来。他在日军32师团49联队。刚到战场时,班长就宣传说:“八路军里也有日本人,但那些日本人都是日军军官,因为八路军不杀当官的俘虏,是要这些''长官''充当高级参谋,帮他们指挥战争的,所以八路军才比我们强呢!可是,八路军对日本士兵就截然不同了,见了就砍脑袋。”班长还做了一个刀抹脖颈的手势,意思是警告你们可不敢投降八路军。这位班长万万没料到,市川常夫就是不听这一套,挑个空儿就跑了,他再不用挨日军长官的毒打了,他获得了新生。 中日抗战的朋友完全融为一体了,正如吴玉章的讲话:过去,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推翻满清统治的斗争,曾得到日本先进人士不少的支持和帮助。今天,日本革命人士在延安开会,这比日本人民的革命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反战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的大事了,“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你们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 此次历时14天的会议,完全由投入反战斗争的日本人士主办,而1943年后的日本工农学校,其一切行政、教学均由日本师生主管起来了,八路军部队只负责生活的保障。在华日人反战士兵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完全成熟起来了,成为在华反战力量的主人翁!上一页 [1] [2] [3]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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