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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光美，延安支部的代表。他出身于日本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曾供职于神户三菱造船所。他抱着从军能当军官的思想被征入伍，但刚被提升为炮兵少尉后，便厌战怠工，被上司斥责。他来到延安，理论水平大为提高，还被大家选为边区日本人自卫军大队长，在宣誓时声音最亮，军姿最帅。
茂田江纯，在日本一家军火工厂当过工人，1940年21岁时被征入伍并乘火车到中国。他的哥哥在东京政府当职员，在列车窗口叮咛他“勋章不足奇，只愿见弟回”。当时，他还认为这是对“武士道”精神的渎言。当年7月就在山西兴县被俘，半月后到了延安。在工农学校，终于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与森健等一起拟定了建立在华日本人共产主义者同盟计划和章程。
中小路静男，也来自延安支部。他当过海员，搞过土木建筑，曾两度被征参军。他的弟弟参加侵华日军而阵亡，家人生活无计，他对日军军阀切齿痛恨。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反战团体均负有一定领导职务，并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延安参议会议员，成为整个边区的名人。
松井英男，由觉醒联盟第一支部派出，29岁，个头虽矮，但十分精悍，在东京当过工人。1937年入伍，在日军里就富有斗争精神和正义感，对日军长官不满，被八路军俘虏后接受教育较快，反战宣传搞得扎实有效。此次大会，反战工作方针书等文件均由他起草。
高山进，由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推荐。他出身于日本四国的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刚到中国第一年便脱离了黑暗的日本军队，在八路军某训练队任日文教员，在延安一所干部学院学习。他才25岁，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反战工作面前，总是英勇斗争，持乐观态度。他不仅是延安支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新近又参加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着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了。
高木敏雄，出身于西服店店员家庭。他是1939年元月来到八路军，“五一”劳动节便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他在抗日前线3年多的时间里，在火线上整理缴获的日军文件，宣传抗战政策，处理安置负伤日军士兵，不论干什么工作，总是冲锋在前。在八路军举行百团大战总结会上，他是荣获一等奖章的惟一日本人。
以上所述主席团成员的情况，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各反战团体所推荐的会议代表经历作简要反映。总体来说，所有主席团成员是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骨干和精英，具有丰富的反战实践经验，在反战斗争中起着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正如朱德总司令在开幕式上所讲的那样，他们已成为中国真正抗战力量的朋友，日本人士中反对侵略战争的旗帜，担当起了让日本士兵调转枪口，消灭日本军队的艰巨任务。
在这次别开生面的大会上，还有一个亮点是一些被八路军俘虏过的战俘，回到日本原部队后“二返长安”，自动投诚八路军，终于成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这一块块“新世界”的主人翁。他们在大会上揭露日军的残暴，讲述日军长官的专横，历数侵华日军的罪恶，倾诉自己的遭遇，现身说法，引起不小轰动。延安军民也似身临其境，为之感染而激动，欢呼声和怒吼声在山凹里此起彼伏，大会开得生动活泼。一个名叫石田美喜的工农学校的新学员登上了主席台，他欣喜地大声喊道：“八路军俘虏了我，送我回去，现在我又回来了！”他的声虽大，但依然被台下的掌声淹没了，与会的上千名中日两国人员，对他的义举表示了热烈欢迎。
石田将自己的经历和切身感受给大家表述起来。原来，两年前，他在战场上当了八路军的俘虏，整天感到蒙受“耻辱”一般，谁的劝解也听不进去，闹着要回日本原部队。八路军部队根据规定，尊重了石田的意见，放他回去。但是，被俘经历使他产生了两个“没料到”。一个是八路军真的宽待俘虏，不仅没有伤害自己，而且出人意料地让自己安然回到日本军队；二是没料到回到日军部队后竟挨打受气，遭到审讯关押，差点命丧黄泉。
石田刚进日军司令部的门槛，副官竟让护兵把他押到了宪兵队，在宪兵审讯作了笔录后才转到中队。中队长更是凶神一般骂他没有一点军人气概，为什么不自杀？石田反唇相驳，他说：“我坚持回队了，这不就是''军人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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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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