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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村，位于大荔县北铁镰山南麓，北高南低，村里姚、单二姓居多。据史书纪载，汉村是因西汉元狩年间，同州刺史庄熊偶修“龙首渠，发卒万余，渠成后部分民工定居于此，为纪念修渠功绩，取朝代名命名为汉村。至清道光年间，村庄分成东、中、西三个自然村。由于地处半坡地带，村庄住户只能沿东西坐北向南一字排开建房，村庄东西距离十华里，故人们习惯称东、中、西汉村为“十里烂汉村”。
龙首渠修筑于西汉汉武帝公元前１４０—前８８年的中期，当时我国已形成强大的统一国家。汉武帝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重用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的桑弘羊，主张采取减轻赋税的办法，鼓励人民兴修水利。他说“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利”。又指出“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侵，所以育五谷也。洛惠渠灌区所辖的大荔县，那时名为临晋县。据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载：庄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指古蒲城县城。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征发卒万余人穿渠，自今澄城县引洛水至商颜山即今铁镰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为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另据《括地志》云：“伏龙祠在同州冯翊县西北四十里。汉时自澄城穿渠引洛，得龙骨，其后立祠，因以伏龙为名。”又据《大荔县志》记载，龙首渠在汉武帝元狩中期始修，约在公元前１１９以后的十多年施工修建。再据王国维的《西域井渠考》中谈：坎儿井在公元前１０９年，大荔县人民把洛河水从澄城引到商颜山下，灌溉重泉以东万顷盐碱地。此外，《汉书·沟洫志》、《水经注》等也有类似记载。在长达七里多的洛惠渠五号隧洞施工现场中，在距隧洞口六里、距出口一里多处的五号隧洞洞西不远的土层内发现有交叉放置的汉柏，据考查此处正是西汉年间开凿隧洞的遗址，“汉柏”乃是隧洞开凿时的支撑。在洛惠渠五号隧洞出口处沿塬边等高线向东，该段为原龙首渠的中段，即为现东干渠上段长十六里，这和汉太史令司马迁所记载的渠线“东至山岭十余里间”相一致。沿渠分别有西汉村、东汉村、中汉村，东行十六里处，有南北走向的夹槽，地势低洼，现为灌区排水干沟，槽东、槽西有东渠头村、西渠头村，据《大荔县志》记载，相传还有北渠头村，现东、西渠头村仍在，北渠头村与西渠头村已联成一片，统称西渠头村。以上所说汉村、东、西渠头等村，在明、清以来《大荔县志》中均有记载，这些村名是西汉武帝修筑龙首渠所发卒万余人在这里落户建村，故这些村落按照当时的历史朝代和渠道位置而命名。原龙首渠自西渠头村东处南下，途经现地势低凹的排水干渠南下，再经大荔县城东十二里处的“旱河”，余水可退泄注入洛河。所谓“旱河”，仅有的明清以来的《大荔县志》，《朝邑县志》均有记载，另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同州西三十里的干坑，龙首渠之尾也。”据查，东汉献帝建安初年，临晋县即同州迁至今大荔县，原临晋县城在原朝邑县东南赵渡镇附近，旱河在该城西三十里左右，故《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从地理位置上亦相一致。《史记》记载：“临晋民耗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据水文地质勘探资料可知，洛惠渠灌区的土壤属第四纪黄土冲积物，由于渭河地堑等地质构造运动，形成了温汤断层和盐池洼、卤泊滩、大壕营滩等带状或称纺锤形分布的洼地，加之这些洼地多属河湖相沉积，土壤含盐量较高，一般在１％以上，最高达５％以上，地下水矿化度亦高，一般为５—１０克／升，最高达５０—８１克／升，是形成土壤盐碱化的内在因素。《史记》中所记载的故卤地，即指灌区的盐碱地，亦符合今日洛惠渠的实际情况。故司马迁所说灌溉故卤地的记载是真实的。由于在当时的施工技术条件下，隧洞工程艰巨，又遇流沙潜泉，灌水不久，就废弃了，因此《史记·河渠书》中记载：“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西汉以后，龙首渠的历史沿革，有南北朝重开龙首渠的记载。北周武帝生于同州，时来巡视，北周武帝保定二年公元５６２年，“同州开龙首渠，以资灌溉”见《北周书·武帝本纪》及《大荔县志》。再者《读史方舆记要》中亦称：“同州东有龙首渠宇文邕保定初凿。”又据《旧唐书·姜师度传》记载，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７１９年，以“勤于为政，又能巧思，颇知沟洫之利”的姜师度为同州刺史。曾经于“朝邑、河西６２０年分合阳东南置河西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溉之以种稻。田凡两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通灵陂”即灌区的盐池洼，当时因洛河水灌溉了通灵陂，堰黄河浇灌了黄河滩地，从而“收弃地二千余顷为田。”从这些记载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远在西汉时代，劳动人民已有穿渠引洛灌溉之举。“龙首渠”的修筑，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水利事业的重大贡献，也是我国水利工程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
作者:本站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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