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此居住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深人开展，周恩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和1931年至1934年党的路线问题时，他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历史地、全面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在中央党校礼堂做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对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4年，他针对康生在审干工作中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左”倾错误，当即表示要纠正这种错误做法。他指出对冤假错案一定要进行甄别。周恩来生活非常俭朴，无论在武汉、重庆或在延安，他都严于律己，享受着普通工作人员的待遇。他的一条破呢子裤，从太原一直穿到武汉，补了又补，总是舍不得换。1947年7月的一天，他从西安回到延安途中逢天降大雨，便临时决定住在一家旅馆里，吃饭的时候，勤务员想买一荤一素给他吃，可周恩来执意不肯。他说:来一个白菜豆腐汤，炒一盘豆芽，吃起来可口些，吃那么多肉干嘛？当他看到勤务员还撅着嘴，就望着延安的方向，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延安的同志都在吃黑豆，吃山药蛋，我们应该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
1939年，周恩来同志在延河边骑马时，不慎摔倒，左臂严重骨折，后经在苏联医治痊愈，但因损伤过重，留下了终生残疾。门口的这张照片是周恩来从前苏联回来，利用工作间隙锻炼手臂时照的。1944年月11月初，周恩来迁往枣园。
1940年5月，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就住在这里，1941年春离开前往王家坪。第一孔窑洞是工作人员住室，第二孔是办公室，第三孔是寝室。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朱德重返抗日前线。在与日寇进行战斗的同时，朱德既坚持了同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的原则立场，又同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0年3月间，朱德指挥太行山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5月经洛阳、西安回到延安。身为我军总司令的朱德和普通战士一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从不搞特殊。这次回延安经过洛阳时，卫立煌将军派要员前去迎接。然而迎接朱总司令的这位高级军官等到朱总司令一行从他眼前走过时，还未发现朱总司令，一问才知道朱总司令早已过去。不得已，只好请求总司令重走一遍，方完成欢迎仪式。其实这也不能怪这位军官。爱国名将续范亭在一首诗中写道：时人末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然没想到我们八路军的总司令竟是一位“田舍翁”。朱总司令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从拐峁医院向回走的路上，遇上一位背粮食的老人，便立即跳下马来，亲切地说:你这么大的年纪，背上东西吃力吧！来放在我的马上，给你捎带着。他一边说，一边让警卫员把老人背上的粮放在马鞍上，自己同老人边走边拉话。老人把朱总司令端详了好久，虽觉得面熟，但又一时记不起是谁。当警卫员悄声告诉他是朱总司令时，老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朱德对自己的子女总是严加管教。有一次，他的孩子到边区政府礼堂去看戏。那时中央机关只有一部小车，回来时由于人多车小，警卫员就把座位让给了他，自己步行回来。朱德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孩子，告诫他说：那是卫士的岗位，他的责任是保卫首长安全，他下了车，万一路上发生问题怎么办？
朱德总司令十分重视学习，工作再繁忙，也从不放松学习。而且他十分关心警卫员的学习，并手把手地教警卫员写字，还利用去南泥湾视察的机会，上山剥了许多桦树皮，订成小本子，送给每个警卫员两本，用来练习写字。
朱德回到延安时，正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时候。他在处理军务的同时，对边区经济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视察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召开座谈会，了解生产情况，帮助工人和技术人员解决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视察回来后，写了《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等文章，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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