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水县散文 葫芦娃和他的二胡

    葫芦娃和他的二胡
    龙渊
    绛紫色的帷幕一揭起，观众就被舞台上的人物吸引住了。他就是农民二胡演奏者葫芦娃。
    他个子很矮，但却庄重地坐在舞台的凳子上，像一个久经锻炼的演讲者似的，沉着地巡视了观众一番。
    “同志们！”他微笑地望着大家，诚挚地说：“我是第一次登台，二胡拉的不好，请大家多提意见！”
    于是，随着弓子的掀动，观众们听到一曲惊心动魄的音乐。
    “嘣！”的一声，忽然胡琴上的一根弦断了。
    “唉！”坐在前排的一个戴眼镜的观众，向他附近的人说：“事先为什么不做好准备呢？！舞台上最害怕出这种偶然‘事件’！”
    当他们正在议论着演奏者的时候，却看到演奏者竟用一根弦演奏着。这是一支富有幻想的曲子——拖拉机开动的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刹那间似乎村庄上响起了雷雨般的掌声。
    葫芦娃生长在堡子台，这是陕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区。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依靠着山坡。春天饿着肚子抡起五六斤重的镢头，开出那人迹罕到的原始荒地，播下玉米、豆子、荞麦之类的种子。只要地面露出黄绿色的小苗，他们就怀着希望去锄草、间苗、施肥。苦累活累地忙了几个月之后，又得在地头上搭起一个茅庵，把家里仅有的一床被子拿进去，在漆黑的夜里，点着一根火绳，握着一根长矛，时时刻刻准备赶走企图到地里吃庄稼的野猪和狗熊。有时还要同这些凶恶的野兽作一场生死搏斗，即或被野兽们咬伤了，但当全部的庄稼没有被野兽吃光的时候，他们又怀着希望准备收割。当大雪封冻了一切，他们穿着夏日的破单衣，蹲在黑烟呛鼻的篝火旁，挑选最好的粮食，一袋又一袋送进地主家里。于是他们一年的希望在这个时候破灭了。家里只剩下很少的一点粮食，只得掺着糠菜和树皮来度艰难的岁月。他们没有人到过县城，更没有人到过大城市，音乐和戏剧，他们连听也没有听到过。
    葫芦娃七岁的时候，只有锅台那么高，就给地主家扛木料。每天鸡叫头遍就起身，披一件难以遮体的衣服，伴着眨眼的星星和山谷清冷的寒风，爬上很高的山头，把砍倒的树木扛回来。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回到破烂的茅屋里。生活的鞭子无情地抽打着他，他整天在沉重的压力下喘着粗气。
    有一天，葫芦娃给地主家挑水，因为个子低，水桶拖在地上，地主看见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七年过去了，他仍默默无声的给地主运送着木料，只见他身子粗了起来，却不见往高长，仍然和锅台一般高。
    1949年夏季，在堡子台附近的山上发生了一场战斗，有一个解放军的战士受了伤，暂时住在葫芦娃的家里。他一家人，连同他那四岁的弟弟也投入了护理伤员的工作中。他背伤员大小便，给伤员喂水喂饭，按照爹的吩咐到险陡的山峰上去采集草药。
    伤员的伤一天天好起来，他不仅能柱着拐棍出去散步，而且能够自如地拉他那随身携带的二胡了。每天晚上，几乎台子上所有的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挤拢来听伤员拉胡琴，讲革命道理。葫芦娃怎么也不能够理解，那个弓子一动，这个伤员的手下就发出了那么好听的声音。
    伤员由他的挎包里取出一张彩色相片，放在他面前问：“你认识这个人不？”
    葫芦娃惊奇地望着相片，这个人用关怀的眼光望着他，慈祥地对他微笑着。这是谁？他不知道。他只得用摇头代替了回答。
    伤员把相片递到葫芦娃手里，拍拍他的肩膀说：“这就是咱穷人的救星毛主席！”
    葫芦娃的眼前忽然放出了异彩，他兴奋地说；“他，他，他就是毛主席！”
    葫芦娃想说什么却没有开口。
    伤员劝他：“你有什么心事都说出来，现在是穷人说话的时候了。”
    葫芦娃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哽咽着说：“他能叫我长高吗？”
    伤员不由怔了一下，但他很快地把手一挥说：“能！”当下，他取出二胡，当着葫芦娃的面拉起《东方红》的曲子。
    葫芦娃当时卷进了这激清、幸福的浪潮里，高兴地拍手叫好。伤员把二胡递到他手里，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拉《东方红》的调子。
    当伤员把二胡送给葫芦娃，背上行李归队的时候，他已能用那粗笨的双手拉起《东方红》了。
    以后，葫芦娃就用这把二胡和他那兴奋激昂的心情迎来了减租减息，迎来了土地改革，迎来了合作化。田野的地头上，林中的草地上，多次地响起过他那动听的音乐；在筑路工地，在水利战场，在那苦战了一夜的人群中，二胡的声音给人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现在，葫芦娃不仅用他的二胡奏出了自然界最动人的音响，而且还培养了三名徒弟，使堡子台生产队有了第一个弦乐小组。在迎接建国十周年的日子里，葫芦娃被公社社员们选为出席县文艺会演的代表，带着那把心爱的胡琴来到了县里，并进行了惊人的演奏。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