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川县壶口的历史遗迹

    壶口瀑布一带，自然历史遗迹和人文历史遗迹都很丰富，多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
    一 自然历史遗迹
    黄土高原、黄河河道、秦晋峡谷以及壶口瀑布、十里龙槽和孟门山等，均是大自然的产物，都是重要的自然历史遗迹。除此而外，在壶口附近还有下列自然历史遗迹：
    （一）黄河高阶地
    在高出河床100米的岩石面上，堆积着1～2米厚的砾石层，他们共同组成黄河的一级高阶地。这一堆积阶地是黄河发育早期的产物，是当时黄河河床的残留部分。这一高阶地在秦晋峡谷的有些地段也存在，它对于研究黄河的发育史，以及当时地壳运动特点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二趾兽化石产地
    在壶口瀑布下游3公里处，发现二趾兽化石，分布面积约40平方米。二趾兽是生活在百万年以前的动物。这一古生物化石产地的发现，对于研究壶口一带的古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奇特的黄土地貌小景
    黄土塬、峁、梁及其间的沟壑均为大型黄土地貌，而在黄土陡崖边缘出现的黄土柱，黄土陷穴、黄土桥、黄土墙、黄土洞等，均属黄土地貌小景。壶口一带，黄河两岸的破碎黄土塬边，黄土地貌小景多有分布。
    在距县川河口约15公里的仕望河谷北侧的山崖上，有一处天生桥。桥长6～7米，宽1.5～3米，桥顶面平坦，凌空悬挑，十分奇险。
    在宜川县城东约10公里处的景阳村河南侧，黑杉岭中山腰间有一石洞，名曰白云洞，洞口呈方形，只容1人匍匐而行，入内豁然展宽，可站立行走，内有石似宝塔钟乳石，高2～3米，光润可爱。
    （四）珍稀植物——紫斑矮牡丹
    宜川古称丹州，相传因盛产牡丹而得名。
    据旧县志记载：“县东三十里兴集镇（今秋林乡政府所在）之东山名牡丹塬，昔时盛产牡丹夏秋乃多开花于野，其花满山，香闻数十里，惜无人培植，土人采以为薪。”这是一种野生牡丹，名紫斑矮牡丹，属野生变种，过去在陕北分布较广，现在连片分布的已很少见，是一种应该保护的珍稀植物种。
    早在唐宋时期，宜川不仅是牡丹的四大著名产区之一，而且“丹州黄”牡丹品种已作为当时的名贵品种移植于河南洛阳。洛阳最早的8个牡丹园中，第一个便是“丹州园”。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有“牡丹出丹州”、“丹州黄，千叶黄花边”的描写。
    丹州牡丹农历2月于梗上生芽叶，3月开苗似羊桃秋实园绿，所产丹皮根粗肉厚，呈赤褐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赞“丹州牡丹根皮入药尤妙”。
    由于长期以来的樵采和人为破坏，连片分布的野牡丹，在一些山梁上零星分布，为数不多。
    二、人为历史遗迹
    （一）壶口上下的古码头与集镇
    古码头与集镇以河东岸的东龙王辿与河西岸的圪针滩规模较大。另外，河西岸的衣锦渡、小河口、官头渡等渡口分别与河东岸的冯家碛、马粪滩、蛤蟆滩相对。壶口上下之所以形成诸多渡口，是因为壶口瀑布是黄河水上运输的一道天然障碍，它将黄河水运通途分割为两段。往来船只行驶到壶口前，先到渡口停泊卸货，通过“旱地行船”，越过壶口瀑布，到另一处渡口再装船水运。加之，秦晋之间，经济交流频繁，冬季又有冰桥之便，因而出现一个个渡口。当时，这些渡口是黄河中游地区南、北、东、西水运货物的集散地。秦晋峡谷的黄河水运为内蒙古和中原、陕西和山西等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京包铁路通车以前，黄河航运很发达，东龙王辿是当时这段黄河重要的水陆码头和商业较为繁荣的集镇之一。当时，每届3月桃汛期即开始流船，除雨季特大洪峰时间断外，直至每年小雪、大雪河水流凌期，从不间断下行货运商船。上游人们为了物资交流，每到冬季，即伐木造船，开春后载上当地出产的甘草、红枣、粮食、皮张、兽骨、煤炭、瓷器、食盐、碱面等土特产品，经壶口运往下游的风陵渡、孟津一带，连船带货全部出售，然后空人徒步返籍。这些船只，除少数官船外，大多数为商船。以载粮食计算，大船可装粮9000余公斤，小船装6000余公斤。正常年景路经码头的船只达四、五千只。东龙王辿停船最多时有1000多只，有几百人做“旱地行船”的拉船工。据东龙王辿保存的多种碑文记载，此镇兴于明初，繁荣于清代，尤其是乾隆至道光年间为鼎盛期，衰落于抗日战争前，前后约经历了400余年。据清同治九年（1870）修复捻军东渡烧毁庙宇碑文记载，当时捐资修庙的商号有63家，其中钱庄、皮庄、当铺、盐店、药铺和京货店等。其经济活动相当可观。
    东龙王辿码头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相应的商业机构，而且要有一支相应的庞大的航运组织，才能加快“旱地行船”的速度。于是，在清代康熙初年出现了民间搬运组织“六股头”这一组织主要由吉县壶口附近的6个大村：南原、上市、中士、留村、南村、古贤所组成，负责分配搬运任务，组织人力与分配酬金，税款等。这一组织直延续到民国二十年（1931），在长达200年的活动中，对繁荣当地经济，开展文化交流都起到积极作用。
    清人贾遇时曾对龙王辿作了如下描述：“斯地也，山势巍巍，重叠万仞，河水浩浩，波浪千层，水星乱激，如烟冲天，狂澜怒号，若雷震地，战战兢兢，险若天堑。舟楫到此，能舍水而登陆乎？是以客船星集，如鱼贯之相连，店铺林设，似雁行之不绝。东西要路，南北通衢，春秋二季，水旱码头，盖没善于此地……。人人得而就食……，得财犹如运掌，尽归六股之兼人，求利若折枝，远招四方之游民……，地虽偏小，胜得泾阳三原，形似弹丸，富过长安八水……。”
    另外，衣锦渡，冯家碛、圪针滩、小船窝等，历史上都是有名的摆渡口和航运码头。山峡乡民、军旅、商贾常常由此往来。象圪针滩古渡口，至今仍保留着较完整的古集镇风貌，岸边缆船的石孔以及石岸上船夫开凿的山路，依然如故。
    在东龙王辿与圪针滩，还保留有明代窑洞数百孔，完整的院落及用石板铺砌的古街道等。
    自京包铁路修成后，内蒙货物均在包头起运，一般不再利用秦晋峡谷段的黄河水道。黄河大桥建成后，公路四通八达，壶口附近的这些渡口和码头便失去作用。
    （二）历代军事活动和遗迹
    “秦晋分疆处，雄关古意多”，壶口至龙门的黄河峡谷段，两岸峭壁耸立，中有黄河天堑，为秦晋天然屏障，因此也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为了固边，曾在沿线设有“总管府”、“慈马戍”、“司侯司”、“巡检司”等军政机构。清时，还在黄河东岸筑起长城，阻止西捻军过河。
    据记载，历史上发生在壶口一带的军事活动主要有：
    春秋时，晋国为了谋图关中平原，曾与河西黄龙山的狄人两次大战采桑（今壶口附近的小船窝）。
    东晋时期，羌族首领姚襄，在黄河沿岸筑姚襄城（今河东南村坡），待机进犯关中。
    南北朝末期，姚襄城为北周滩头阵地，阻止北齐西渡黄河。
    隋开皇十三年（617），唐公李渊率军进壶口，“滨之民献舟者日益百数”，继而攻取长安。
    南宋末年，蒙古军取坊州，越黄龙山由圪针滩渡黄河，从金人手中夺回隰州。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惠宗（顺帝）残余势力退出北京，为便于渡河西逃在壶口龙槽两岸凿石栽桩架设铁索桥，号称“黄河飞桥”，遗迹犹存。
    明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起义军乘黄河结冰时，由壶口一带过“冰桥”，攻克山西吉县。
    清末，转战陕北一带的西捻军，于同治五年（1866）由梁王张宗禹统率，在西龙王辿强渡黄河冰桥，越吕梁山，救援东捻军。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阎锡山在日军威逼下，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率残部由山西太原退至壶口东岸南村坡，和西岸桑柏村以及宜川秋林一带，并在原铁索桥址架设渡兵铁索桥。
    残存至今的军事遗址主要有：
    清长城。建于同治五年至十一年（1866～1872）清政府为堵截西捻军东渡黄河，保证京津安全，调淮军在黄河东岸筑长城。长城北起平渡关，南至禹门口，全长75公里，外墙高10米以上，顶面宽5米，上面设有炮台，并建有垛口、通道、堡门等。东龙王辿是当时中心指挥所所在地，驻有提督以下的指挥机关，兵3500人。
    南村坡与马粪滩。南村坡位于壶口上游河东5公里处。马粪滩在南村坡下。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党第二战区指挥部及山西省政府所在地，驻守长达5年之久。现留有石砌的“忠烈祠”、“乐千堂”等大型建筑和保存完好的石窑洞建筑群，望河亭及当时驻军的土窑洞数百孔。当时驻有2万多人。
    石堡寨。位于壶口上游云岩河口处，三面临空，东侧岸崖壁立，可俯视黄河。据传为宋金时代所建，西捻军曾据此与清军相对峙。现有堡门、堡墙及石窑洞数十孔。
    另外，河东岸的小船窝、蛤蟆滩等，过去都设置过驻军机构。
    （三）石刻艺术与重要的历史价值
    壶口一带，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古代经济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性，因而当时人们将许多重大活动刻文于石上，保存下来的主要石刻有：
    东龙王辿碑刻，现存有10余块，其中有：
    龙王庙献戏碑和重修乐楼碑。此两碑分别刻于嘉靖年间和康熙初年，碑文记录了龙王辿集镇的形成与经济活动情况。
    牛马王庙重修乐楼、山门碑，记录了作为水旱码头和重要集镇的东龙王辿兴盛时期的状况。
    修复捻军东渡时烧毁庙宇碑，刻于清同治九年（1870），从侧面反映了东龙王辿当时经济活动情况。
    清军抵御捻军强渡黄河的战斗中阵亡将士纪念碑，为研究捻军的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官碑镶嵌在圪针滩古渡口岸边的石崖上，记载黄河漂运木料中，发生的抢木料事件，全碑保存十分完整。
    孟门石刻。清代徐洹瀛题写的“卧镇狂流”4个大字，刻于孟门巨石之上。笔画苍劲有力，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孟门山的自然特点。
    民国八年（1919）石刻。对壶口瀑布在陕西一侧区域范围及土地管理作了明确规定，是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建设的重要史料。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