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小米的哺育 延安精神的鼓舞——《延安文艺运动纪盛》问世感言

    艾克恩
    每当我去拜访延安老同志时，常常被他们所谈的神奇般的事迹所吸引所感动甚至要落泪。我想如果把这些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那该有多好啊！
    随后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探宝的心情，翻阅了散见于各地的大量有关资料，更加坚定了编纂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的信心和决心。尤其当丁玲、陈明、肖军、艾青、林默涵、贺敬之、苏一平、钟敬之等“老延安”得知此事后，都热情地鼓励我：“早就应当写了，现在虽然晚一点，但太有价值了。这段历史光辉得很，重要得很，写下来留给后人们很有必要。”有的同志还说：“不但要写，还得赶快写，好趁这些老同志大多健在。再过若干年后恐怕就晚了。”肖军甚至讲：“你来写最合适，你至少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陕北米脂人，对陕北有感情；二是从小搞文艺工作，对文艺情况熟悉；二是比我们年轻，可以跑跑颠颠。你写，我们支持你！”
    我想，这是好事，应当写，有责任写。
    果然，经过收集材料，跑外采访，构思落笔，越来越感到挺有意思，很受教育。那么，用什么题目好呢？想来想去，还是用“纪盛”最合适。起先前边还冠有“崭新的时代，崭新的文艺”，因题目太长，暂且割爱，不过“纪盛”也就包括了这层意思了。
    延安文艺运动，确实搞得轰轰烈烈，盛况空前。从党中央1935年10月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后，革命文艺运动就一直伴随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深入。当时的情况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不仅成为全国抗日、民主力量的中心，而且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活动的中心。它吸引了大批热血青年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满腔热忱，历尽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革命圣地去寻找真理，献身革命，投笔从戎，跃马上阵，力求用血和火谱写出无愧于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毛泽东同志给诗人萧三的信，最能概括延安时期党的文艺事业的时代特征。战斗的生活产生战斗的文艺，战斗的文艺又鼓舞着战斗的生活。
    特别是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解决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之后，延安乃至整个解放区的文艺面貌大变，精神大振，多少“战斗的作品”激励着战斗的人们。
    延安时代的文艺，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一扫过去那种沉闷的小范围的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以大秧歌为发端的群众文艺活动蓬勃兴起，搞得热火朝天。光见诸报纸上披露的秧歌演出剧目就有四百多出。有专业作者写的，也有群众写的。就连诗人艾青也主动地担当起中央党校秧歌队的副队长，率领一百多人到杨家岭、王家坪、桥儿沟、南泥湾等地演出。，由周而复、苏一平合写，由陈明、王亚凡、朱丹、陈振球等演出的《牛永贵负伤》，一炮打响，震动很大，竟使当时在国统区的诗人徐迟得知后，也托周恩来同志带信艾青，要求参加秧歌队，说：“我干不了什么，到你那儿打锣吧！”
    延安文艺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广，评价之高，确实少见。在重庆演出《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之后，郭沫若兴奋地赋诗赞道：“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白毛女》的问世，更是打动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可以说妇孺皆知，家喻户晓。郭沫若作序赞道“相当成功”，“非常感动人”，“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王震连看五六次《血泪仇》、《穷人恨》，写信给作者马健翎，说这些戏“对昨天今天明天如何服务人民，都有启示意义”。陆定一读了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专门著文推荐说“谢谢毛主席，他给我们指出了道路”。孙犁称它是“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它包括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并赞李季“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生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徐悲鸿非常赏识古元的木刻，称古元是“卓越的天才”，中国版画界的“巨星”。叶浅予说，古元“不愧为创造木刻新作风的第一个人”。延安美术作品在重庆展出后，轰动雾城，赞语不绝。邵力子题：“拓荒的精神，建设的表现。”李德全题：“只有真正解放，才能使人民如此活跃起来！”陶行知题：“主人做了主，公仆都为公。”曹禺题：“看过这次展览会，我深感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逐渐显出自己的伟大力量。”即使《讲话》以前的来自群众火热斗争生活的创作，也获得人民的喜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不翼而飞，威震四方。周总理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萧三说，他听了简直对星海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的气魄是如何地大呀！他的才能是如何地高呀！他的创造力是如何地丰富呀！”茅盾称赵树理的小说是真正“大众化的作品”，“标志着迈向民族形式的一步”。郭沫若读《李有才板话》，觉得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的长篇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甚得国际声誉。
    所有这一切以及由此焕发出的历史光彩和树立的历史丰碑，都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浴血奋战、刻苦勤奋的努力下取得的。如果说，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那么，作为配合这场战争胜利的延安文艺和整个革命文艺，同样是我国文艺史上的“奇观”、“创举”和“伟业”。每当看到大批文艺战士对党的文艺事业如此忠诚，对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如此坚定，并在那样危急关头和艰苦环境里，始终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同心同德，奋战不息，不禁使我感到衷心的敬佩和格外的振奋，不能不含着热泪挥笔书写，尽情讴歌。这虽是一本史料集，但我总想努力为曾在延安这个革命文艺大舞台上活跃过贡献过的人们树点“碑”立点“传”，尽力写出他们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声容笑貌和丰姿英采。唯有如此，才对得起英烈先辈，对得起子孙后代。
    文艺事业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它的活动总是同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和总方针密切相联的。因此编写此书，我想力求把延安文艺的每一活动，放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写出它在党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广泛联系和巨大作用。同时，延安文艺又是人民当家作主后出现的崭新文艺，它的影响波及全国。当时重庆、成都、昆明、桂林、上海、香港等地，几乎都开遍了延安文艺之花，成为动员全国人民赢得战争胜利、谋求翻身解放的有力武器。所以，写延安文艺活动，我想尽量写出它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影响和所显示的强大威力。
    延安文艺的感召力，尤其在陕北这块革命老根据地的山山沟沟里发出很大反响。多少个像我这样十四五岁的土生土长的“陕北娃”，因受到它的熏陶、感染而走上革命的道路，甚至终生热爱和从事党的文艺工作。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张庚同志率领的鲁艺文工团到米脂县桃镇区巡回演出时，教我学会了扭秧歌；是著名演员于蓝同志手把手地辅导我学会演《兄妹开荒》和《小姑贤》；是延安派来的“乡文书”柳青同志兼任我们米脂中学的教师，使我迷上了文艺这一行；是苏一平同志领导的延安西北文工团派来王汶石招收我们米中八位同学参加了文工团工作；是在西工团的林丰、裴然、王汶石、石鲁、关鹤岩、高歌、刘烽、戴临风、陈若绯、刘燕平等许多老同志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中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点。更重要的，是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使我们文工团的每一位同志跟随彭老总指挥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即使在日夜行军、风雨交加的艰难岁月里，我们每个人怀揣《讲话》，常学常用。它如同灯塔，可赖以寻找方向，汲取力量。总之，有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有陕北父老乡亲们的支援，有小米和山药蛋的哺养，有老一辈文艺战士的携带，使我们这批“陕北娃”懂得了文艺应该怎样为人民服务。因此，我要说，这本书的写成，完全是靠延安小米的哺育和延安精神的鼓舞。
    延安文艺活动是集体创造的活动，记述这活动自然离不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使人高兴和鼓舞的是，在编写过程中有多少热心人曾给以支持、鼓励和帮助。丁玲同志抱病写了热情洋溢的绝笔“序言”，称它是“一件值得庆幸也是很有意义的大工程”，为我们研究工作填补了一个“空白”。贺敬之同志在百忙中翻了连载稿，高兴地讲：“好事，一件大好事！还没人搞过呢”。并当即题了书名。林默涵同志很有兴趣地翻阅了部分书稿，我的老团长老领导苏一平同志和钟敬之同志仔细看了复印稿，不仅提出具体意见，而且亲笔作了修改。还有叶遥、董维贤、高彬、孙国林、刘庆锷、马志光、张志强以及出版社的王致远、耿在镳诸同志，都帮了不少大忙。许多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的同志，主动提供资料，介绍情况。此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不论革命老前辈还是年轻一点的同志，他们对此书的关心和支持，不正是体现了一种延安精神吗？这是我永远感激、铭记和学习的。
    延安文艺传统是要继承是要发扬。早在1980年底，邓小平同志就曾强调：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他说，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就是靠宝贵的革命精神。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传统，正是延安精神具体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理所当然地应该很好的宣传、继承和发扬。在纪念《讲话》发表45周年之际，我觉得尤为应当重温《讲话》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以拓展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正像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名誉会长彭真同志最近指出的：《讲话》丰富了马列主义的文艺宝库，文艺工作者应当重新学习，认真领会。我愿把60万字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37年至1948年）一书奉献于读者，意思也即愿在这方面做点微薄的贡献。同时，也为了求教于延安的老同志和所有读者，帮助匡正事实，丰富内容，指出不足，使其搞得更完善一些。
    （刊于1987年5月9日《文艺报》第2版）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