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县地处秦巴山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社会生产方式基本上是男耕女织,以供衣食。而占总面积90%的山区,地多贫瘠,广种薄收,难以自给,农民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如遇灾荒之年,更是草根树皮,皆作食品,流离失所,饿殍载道。一般年份虽然饥不至死,但食物粗糙,除逢年过节能吃几顿细粮之外,多以薯类、野菜充饥,中等人家也基本上是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据民国31年(1942)陕南经济调查团对本县农村经济调查,农户收入一般来自三个方面(田地作物、畜产、副业),在被调查的339户中,除地主、自耕农每年收支相抵,尚有盈余(地主户均盈余440元,自耕农户均盈余58.1元)外,102户半自耕农户均亏损66.8元,92户佃农户均亏损182.8元。广大农民为弥补亏损,维持再生产,不得不债台高筑,生活上只能稀汤薄食,苟延性命而已。在消费方面,仍以上项调查为例,农民除以收入的46%上交田租赋税外,绝大部分用于食品及再生产,穿衣、医药及应酬等杂项仅占全部收入的3%。而地主在穿着方面的支出占总收入16.3%,应酬、烟酒、教育、医药占12.3%,相较之下,丰俭自见。
在深山老林中,少部分山农住所,为千脚落地的窝棚(用树枝或包谷杆搭成),数口之家往往盖一床被子,睡于柴床粗席之上,没有被子的则钻在包谷壳中取暖(俗谓冲壳子)。甚至夫妻共有一条好裤子,谁出门谁穿。无论男女老幼,四季都是草鞋,冬季则加上棕片包裹,冰天雪地,习以为常。
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提倡互助合作,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到1956年,全县大部分农民达到温饱,生活用品大有增加,平川青年男女大都穿上机织布、“洋袜”、汗衫、胶鞋,日用品也由原先的手工制品转向机制品,如塘瓷器皿、暖水瓶、手电筒等广泛使用,生活赶上了解放前中农以上的水平。
1958—1962年期间,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食堂化等的连续失误和自然灾害,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1961年人均口粮从1957年的460斤下降到274斤,为度过困难,不得不采取“低标准、瓜菜代”的办法,当时,蕨根、野菜、槐花、榆花、树叶、树皮等都成为食品,甚至包谷壳经过加工制成淀粉,也成为普遍充饥之物。由于营养不足,全县浮肿病广泛发生,仅沙河一地就达519人。1962年后,贯彻中央农业60条,纠正了平调风、共产风、浮夸风等,农民生活始有好转。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再次受到折腾,生产上“大呼隆”,分配上“大锅饭”,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相当数量的农户“吃粮靠救济,用钱靠贷款”,至70年代末,全县有1169个生产队欠贷款549.9万元,村队均4704元,社员私人贷款106.4万元,两项累计,超支欠款的达41950户,占全县总农户的58.3%,户均欠款近160元。当时劳动日值低到一两角,甚至五六分钱,有829个穷队年人均分配不足50元,占总队数的45.6%。从消费比例上看,农民口粮开支约占80%左右,用于再生产种子、农具的投资约占5%,穿衣、住房、医药等只余15%,可见生活水平之低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自留地、自留山和集市贸易,农、副业生产稳步持续地发展,加之政府努力创造条件扶贫致富,使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至1985年,全县农民人均生产粮食912斤,人均纯收入由1981年的130元增长到290元,1988年达到363元,有12%的农户人均收入400—600元。是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农民收入高速度增长的阶段。
在食品方面,全县多数地区的农民以大米、面粉、玉米为主食,薯类除少量作搭配食品外,大都用为饲料。在穿着方面,用料以涤良、涤卡最为普遍。在吃穿有余的基础上,农民兴建、改建新房日多,自1979年后,每年都有4000户营造新居,仅1985年,村、镇建房11万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15平方米,比解放前人均8平方米增长近一倍。房屋质量大部分为砖木结构,少数富裕户还盖起了二层楼房。据杨河等6个乡的抽样调查,农村消费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60户农民1985年所化费的71486元生活消费款中,用于主食的仅29345元,用于副食品、烟、酒等18677元,衣着化费6527元,住房、电费及燃料等支出11539元,其他日用品及文化娱乐、书报、卫生医药等支出5398元。这60户农家中80%有手表、自行车、暖水壶,收音机普及率为40%,缝纫机为30%。据估算,现今一个普通青年农民的穿戴,其价值超过解放前的5倍。
但另一方面,由于全县自然条件的差异,少数山区人民的生活仍处于贫穷状态,全县仍有11个贫困乡,占全地区贫困乡一半以上,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户仍占有相当比例。政府对落后地区狠抓了脱贫工作,1985年,在国家扶贫救济下,最偏远的大河区已有293户搬进新瓦房,生活基本上能达到温饱。1988年,全县扶贫开支167万元,使2615户解决温饱,1492户基本脱贫。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