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帮
清康熙年间,从四川传入本县。开始与贫苦大众结交,重义气,讲互助,扶危济贫。后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扶危济贫;另一派为地方豪强利用,为非作歹,鱼肉乡民。
清末,本县红帮有仁、义、礼三堂。“仁”字辈(西北堂、汉流),由沈定章、张继温、杨兰、吴隆富、陈义兴相继领导。沈定章为左(坐)堂大爷。当时在中层人士中发展。民国初年仅百余人。
辛亥革命后,马炳郁(又名马文伯)由西安回县,受岳父沈定章之荫庇,主持红帮开定军山头,立“定军山、汉江水、太平香、兴仁堂”为山、水、香、堂“四柱”。以威、德、复、志、宣、松、柏、一、支、喜为“十杆旗”。分内外8堂,自封“定军山主”的“舵把子”。先在武侯镇立“定汉公”、继而在沔阳镇立“扶汉公”、铎水乡立“振汉公”、茶店乡立“协汉公”、新铺乡立“精忠公”、黄龙乡立“信义公”、定军乡立“定汉公”。当时,有“仁”字辈兄弟300余人。后因部分成员藉帮营私,仗势欺人,被县政府明令取缔,虽一时表面敛迹,暗地仍继续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红帮再次兴起,一般市民、农民为逃避拉兵,纷纷加入红帮。大商富户、地痞流氓、失意士绅也成为红帮的“门下士”,红帮成员发展到2万余人。原视红帮为“下流”的县长金宜庄、李廷武及参议会议长、议员等地方上层人物亦相继加入红帮,借其势力“保驾”、掩护秽行。不到两年,红帮成员增至4万余人,有的还到略阳县一些地方发展成员。
“仁”字辈,即“西北堂”。胡宗南派郑汝平来县,利用帮会反共,潜入土匪李成元伙中,把持弥陀寺、官沟、新街子、黄沙各乡(镇),摆香堂,拉帮结派,组织“反共忠义军”,无恶不作。
“义”字辈,又称“东南堂”。民国初年,在菜园渡开始活动,只有10余人,20年(1931)后,以赌博为生的陆兴明接任“大爷”,只在下层手工业、小生意人中发展成员。人数少,活动面积小,帮员只有十几人。
“礼”字辈。民国初年,一四川人(佚名)来本县活动。由于辈数低,群众不愿参加,始终只有六七人。后无形中消失。
红帮“仁、义、礼”3堂,均定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九月十三日为例会。摆香堂,收兄弟伙。解放后,红帮解体。
二、青帮
青帮和红帮原是一根两蒂。不同的是:红帮以哥儿弟兄相称,活动面大。青帮不分年龄大小,按资排辈,成父子师徒关系,有24个辈数。立翁、钱、潘3个帮头,规定在家姓本姓,外出拉关系一律姓“潘”。以每年农历六月六日为例会,摆香堂,收徒弟,立“码头”(称“二门公所”或理门理事会)。提倡师爱徒,徒敬师。青帮活动范围,多在上层军阀、政客中。
抗日战争开始后,青帮随着南方各省军队相继迁入。民国31年(1942),国民党汉中师管区司令部派范笃生(上校军官)任宁强、略阳、沔县兵役巡视组组长,常驻本县。范属青帮“悟”字辈成员,通过汉中青帮“通”字辈师傅,在本县奠基、“拓荒”,发展“学”字门徒。31—34年(1942—1945),共发展门徒41人。此外,驻本县国民党军政部第二盲残院,及国民党军队中尚有青帮师徒数百人。解放后,青帮停止活动。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