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县农民生活

    解放前的吴旗是个穷苦地方。山大沟深，人烟稀少，交通极为不便，经济、文化落后。由于官府的苛捐杂税及地主、豪强的残酷盘剥，广大农民群众虽终年受尽牛马之苦，却不得温饱，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清同治年间(1862～1874)，统治阶级挑起民族矛盾，宁夏回民发动起义，战争连年不绝，波及了吴旗全部地区，致使广大吴旗农民流离失所，十室九空。191 1年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推翻了封建统治，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压迫更是变本加厉，反动官僚与封建势力勾结一起，造成连年军阀混战，吴旗地区的老百姓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17年(1928)，吴旗发生鼠灾，被迫逃荒者占40%左右，饿死者无数。当时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缺少土地、耕牛，缺衣少食。土地和牲畜约80%以上都掌握在少数地富手中。地主恶霸张廷芝一家就占有1500多亩川台地，地租少则四六分，多则六四分，高利贷月利高达100%。
    民国23年(1934)，刘志丹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创建红色革命政权，并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地主，进行分田废债运动，贫苦雇农和少地农民全部分到了土地和部分财产，尊定了翻身求解放的基础。民国31年(1942)吴旗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全县划6个区，33个乡，先后进行了减租、减息（有部分乡尚未解放属游击区）土地革命运动。很快，全县土地问题得到解决。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号召大搞生产自给运动，农民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取生活所需。194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1962.47万公斤，人均有粮530公斤，基本上达到了“耕二余一”的要求。由于自然条件限制，粮食作物多以杂粮（荞麦、糜子、谷子、玉米、豆类）为主，间有少量小麦。农民在农忙季节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备有干粮（以燕麦炒面为主）。蔬菜以洋芋为主，秋季各家各户均腌酸白菜2～3缸备冬季食用。春节期间，一般农户都杀猪宰羊，自宰自食，余者用盐腌在缸内，作平时食用。
    1949年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各项农业政策指引下，农民生活日新月异，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粮食连年喜获丰收，家家有余粮。从此农民再也不受他人剥削，走上了当家作主的幸福大道。1956年冬，普遍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废除了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度和个体经营方式。正当广大农民安居乐业时，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由于急躁冒进，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农村普遍建立了以队为单位的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砸烂了小锅灶，大刮“共产风”，使农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1960年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全县粮食总产仅1370万公斤，人均口粮只有123.7公斤，出现了“低标准、瓜菜代”的艰苦岁月。当年全县共吃返销粮1 15万公斤。虽经受了严酷的饥饿威胁，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很快渡过了困难时期。从1961～1966年，经过5年多的恢复和发展，加强了农业战线，调整了农业政策，1965年全县粮食总产达1935万公斤，人均有粮300公斤，农民生活有了改善。
    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因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经验推广之后，到处抓“阶级敌人”，树立“敢斗”典型，结果斗乱了班子，斗散了人心；在生产上违背了自然规律，在大搞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左”的错误影响下，取消自留地，限制自留树，取消集市贸易，否定商品经济，搞“穷过渡”，虽然搞了一些农田水利建设，但经济呆滞，粮食徘徊不前，农民生活困难，人均口粮每年平均180公斤左右。为了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党和政府给本县调拨了大量返销口粮，1967～1973年，省政府共给农村供应返销粮1281万公斤，平均每年183万公斤，每人平均55.5公斤。由于生活上的困难，一些农民只得背井离乡谋生，1971年，五谷城公社苗庄科大队瓦窑台生产队共88人，有80%的人迁往甘肃省二家川定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生产形势飞速变化，群众收入连年增加，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4970万公斤，人均550公斤，人均经济收入190元。1985年农民存款达207万元，人均存款22.82元，比1962年增长61倍，比1978年增长4倍，比1982年增长1.7倍，
    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农民开始向富裕方向发展，衣着从花色、款式逐渐讲究起来，手表、收音机在农村青年中基本普及，录音机、洗衣机、电视机逐步进入农民家庭。据周湾、长城、吴旗镇、洛源四个通电的乡镇统计，1989年底农民家庭有电视机600余台，洛源乡袁沟村共35户，其中33户有了电视机。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