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发现,远在公元前四千多年以前,县内榆楚乡马南村、通远镇灰堆坡、马家湾乡米家崖即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秦时,县为京畿之地,随着郑国渠水利工程的修建,土地肥沃,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口稠密。楚汉战争结束,关中一片残破,资源丰富,民少地肥,汉高祖采纳娄敬建议,迁六国贵族后裔入关中,高陵田姓,即是此时由齐地迁来,加之又修建了白渠水利工程,人口增殖很快。三国时,关中经济又遭残破,人烟稀少。曹魏年间(公元200～265),县人张既为雍州刺史时,迁徙汉中、武都数万户汉人、氐人入关中和县内。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百姓流离。晋室东迁之后,少数民族统治者相继在长安建都,至少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5个少数民族移居县内,与汉人杂处、通婚,形成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隋唐时期,统治者实行了一些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特别是郑国渠、白渠灌溉工程的改造扩修,县内生产发展,经济复苏,人口众多。“安史之乱”使相当一些县民流离异地,人口锐减。叛乱平息后,一些在平息叛乱中有功的回纥兵不愿回原籍,唐廷将500多户安居在县内泾、渭河两岸和县城地区。五代时,沙陀三姓(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相继建国,大批沙陀族人移居关内,同汉人杂处,县内种族结构发生新的变化。
宋太祖统一后的一段时间,战事稍息,国内和平,奖励农业,课民种树,同时又复修了废毁的郑白渠,生产发展,人口逐渐增殖。随后因宋、金、元战乱不息,乔氏、吴氏、马氏、樊氏、吕氏、裴氏等家族自山西迁居高陵避难,人口增加。
在蒙古攻金的残酷战乱时期,泾河水利失修,灾害频频发生,县民伤亡惨重、逃徙甚多。明朝建立后,除采用“恢复生产,扶植工商,简约税款”的政策外,还实行对边远地区移民的政策,又有商氏、任氏、李氏、王氏、赵氏等家族自山西洪洞徙居县境。明弘治三年(1490),人口为39247人。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赋税加重,灾荒连年,特别是万历十年( 1582)、二十九年(1601)、崇祯十四年(1641)三次严重灾害,曾使县内草木皆尽,人相食,村空无烟。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使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农业生产得到显著的恢复和发展,刺激人口不断增长。道光三年( 1823),高陵人口达7万多人,为历史最高峰。后由于清廷推行民族压迫、民族分裂政策,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同治元年(1862)关中回民起义,回汉相互误杀,兵民死伤惨重,县民徙入外地,全部回民随军西迁。同治三年(1864),县内人口减至32192人,大片土地荒芜,村落无人。县署曾接收大批湖北、甘肃等地移民。
清朝末期,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加之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清廷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广大人民处于极端贫穷困苦的深渊。泾河水利几乎废弃,而赋税却有增无减。光绪三年(1877)六月,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三尺,田苗尽没。自七月到第二年六月不雨,冬无宿麦。饿毙男妇三千有余,逃徙无计。光绪六年(1880),人口减至29187人。灾难过后,一些县民又重返故里,荒芜土地上又徙居一批湖北、山东、河南、山西、安徽等地的贫苦农民,人口数量逐渐恢复。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西安城内的皇族后裔,逃匿县内,与汉人杂处、通婚。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1928～1930),3年大旱,疫病流行,谷麦失种,哀鸿遍野,饿殍载道,流亡9075人,饿毙6344人,人口减少将近三分之一。二十一年(1932),泾惠渠建成,生产恢复,民归故里。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和黄泛区的大批灾民游乞、留居县内。至建国后1950年,县内人口为79164人。县人中,既有上古先民世代相承的土著,又有民族融合及五湖四海迁徙定居的移民,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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