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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25 21:13:48 来源：三秦游综合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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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学是明清时的官办县级学校。经过考试，准予入学者为县学生员（即秀才），谓之“进学”，或称“入泮”、“游泮”。在县学中，学官不事教授，生员不在学读书，只到学校领取题目，按时交卷领奖而已。同治元年（1862）县学毁于兵燹，移于县衙内大仓南（今档案局址）。光绪九年（1883）又在文庙南依旧制重建，直至清亡。
社学是元、明、清时的乡社学校。元制50家为1社，每社设社学1所，选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闲时招收少年儿童入学。明代全县40里，都有社学，“弦诵之声闻于四境”。明末，因社会动乱，社学大部废弃，仅存西关里一所，以后也毁于战火。明末至清初数十年间，周至乡村学校教育处于停顿状态。
清康熙二十年（1681），知县章泰捐资在学官西侧建社学房屋27间，“延诸生英俊者数十人讲习其中，复董之以名师”，倡导风化教育，并制订《为学次第》5条，作为学子修业正身的规范。乾隆十一年（1679），知县邹儒鉴于本县文教落后，图谋振兴，在祖庵、终南创建社学2所。
社学古为乡校，在周至也是义学，经费由地方士绅集资，或藉庙宇、祠堂、官产收入资助，或由社会募捐，延师开馆，不收束修（即学费），贫寒子弟皆可入学，故称义学。清初规定，县学生员参加岁试，如成绩过差，处分严厉的包括由县学降入乡社学，叫做发社。当时有县西乡吕家堡义学，文武兼习，颇著声望，教学内容别具一格。
光绪年间，因武训兴学风尚所及，县内各大村镇，如青化、马召、豆村、集贤、尚村、千户等相继办起义学。
私塾旧时县内的县学、社学（义学），由于规模数目所限，远不能满足青少年入学的需求，大部分学子只能在私人设立的学塾里读书。
明代周至的私塾无考。清代周至的私塾较多，可分为3类：一是家塾，亦称教馆。是当地士绅、望族、富户私人聘请塾师于家中设馆，专教自家子弟的学塾。也有个别亲戚子弟央求就学者，经主家与塾师允许，也可入读。馆师束修约为长工工资2倍，一般待遇较高，颇受东家敬重。乾隆时韩城人王杰（后中状元为内阁大学士）在双庙村王魏氏家教学，受到隆重礼遇，被传为佳话。二是塾师私人所办的学馆。这些塾师一般为学识较高，稍有经济地位者，自视有声望，不屑外出谋馆。学生就学，须缴纳束修。束修的多少视学生家庭贫富、学习程度高低，于开馆前邀集家长议定，年分两次送馆（端午、中秋前后）。每逢年节，学生要送礼物表达敬师之意。有“清明一斤油，端阳一份礼，中秋饼与酒，冬至三斤肉，腊八一升米”的讲究。也有个别分外聪颖，可堪造就，而又十分贫穷的学生，塾师出于怜才之心，免费让其就学。东汉末年，茂陵人马融从学于周至学者挚询，就是此类私塾。咸丰年间，阿岔村苏永烈兴办稻香斋书房，教授本族及邻村子弟，治学严谨，名播四方，兴平、武功、户县士子远道而来求学。为纠正《诗》、《书》版本之讹误，苏永烈特聘南方著名学者至家编校注疏，雇请刻工雕版刊印《诗经小序备览》等书，是为人称道的严谨学者。三是在人口稠密地区，由几家富户联资，或由街坊邻里协商，利用庙宇、祠堂等官房共同延师设馆的私塾，公举一、二人担任学董，管理事务。塾师束修由学生平均负担。
塾师多系失意文人，其中不乏品高学富的宿儒；也有开讲错讹百出，甚至口念白字，艰于句读者，更有一些只图弄钱，不负责任的塾师。私塾收生，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20余岁的都有。启蒙识字的先读《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逐渐加深以至《论语》、《孟子》、《礼记》、《易经》诸书。学法以念背为主，兼以习学。较深资历的学生则吟诗作联，作八股文章，以图进身之阶。民国初，仍有不少私塾继续教习孔孟，与新学制并存，政府屡禁不止。民国26年（1937），各保普遍设立学校，私塾大减。50年代初，私塾方被淘汰。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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