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地近古都长安,为关中名区,古代教育当有较早发展。惜年代久远,宋以前学校教育情况旧志失载。据现有资料的记载:元代始有社学,明代有了官办的县学,清代兴办了玉山书院和义学。私塾起源甚早,具体年代已不可考。 蓝田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各类乡塾(包括私塾、社学和义学)。乡塾以及县学、书院没有固定的学制和入学年龄限制,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籍,办学目的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开科取士服务。但在客观上对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一 乡塾 社学 元制,县属村庄50户为一社,设社长1人,“以教农桑为务”,并设学校1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时令子弟入学。社学教学内容以封建道德为主,兼有农桑、律令及冠婚、丧、祭礼节。据明《蓝田县志》记载,全县24个里“皆设有社学,后尽被侵废”。清雍正七年(1729),知县李元升奉文复设四乡社学,共5处:东乡在厚子镇,南乡在大寨村,西乡在安村,北乡在故京里和洩湖镇。 义学 始于汉代,是由私人或地方出资兴办的免费学校。蓝田义学有: 县城义学,在北门外,康熙二十六年(1687)知县郑士瑛捐建。雍正五年(1727)李元升、道光十八年(1838)孙耀祖重修。经费来源为学田收益。 四乡义学,清同治十二年(1873),知县吕懋勋根据地方士绅请求,在东乡普化镇、南乡大寨村、西乡孟村镇、北乡洩湖镇和阿氏庄各设义学1所。 私塾 古代社会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一种私学。据老教育工作者回忆,清末民初,私塾遍布全县。民国30年(1941),华胥乡第一中心国民学校辅导区,有私塾5所,塾师5名,学生103名。建国初1953年《初等教育调查统计表》中统计,全县尚存私塾9所,塾师9名,学生313名。私塾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 1.联资兴办的私塾。由几家富户,几个户族或几个村联合筹资,利用庙宇、祠堂等官房设馆,延师教子弟,并公推一二人为学董,管理办学事务。塾师薪俸按学生多少议定,每年2~4石小麦。塾师一般由学生家代馔,鹿原一带多将饭食送到学校,被称为“吃罐罐饭”。这类私塾本县较普遍。 2.家庭设立的专馆。乡绅富户延师在家设馆以教授子女,也有至亲厚友子弟入馆附读的。其一切费用由东家负担。塾师待遇较高,颇受东家敬重。 3.塾师自办的学馆。这些塾师自视声望较高,自己开馆设学,招收就近儿童入馆施教,收取一定数额的学费。吕氏庵私塾,就是牛兆濂的儿子牛清渊利用芸阁学舍旧址开设的,自民国27年(1938)开馆,至35年(1946)停办,每年入馆学生有50余名。 私塾教师多为落第秀才,但也不乏品高学富的宿儒,如民国初期颇负盛名的张维俊(华胥乡张河湾村人)、林梅谷(大寨乡林家河村人)、于承训(冯家村乡于家沟人)等。私塾教师是民间教育的奉献者,颇受乡人敬重。 私塾无固定学制。一般一馆一师,学童三五名至几十名不等。入学年龄,小则六七岁,大至二三十岁。教学方法为个别讲授,盛行体罚。教材也不统一,一般的初入学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七言杂字》等蒙学教材;学习三四年后再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诸书。学习方法以念、背、写为主,学资较深的则吟诗、联句、作八股文章,以图应试进身。 二 县学 县学是官办的县级儒学,因自唐宋以来皆与孔子庙(明代起称文庙)合建一处,故又称庙学、学官。蓝田县学创建年代不详,最早的文字记载为明洪武十年(1377),知县楼链在县城西北“重修文庙及学廨”。清知县张迁建文庙于县城东南隅(今县人武部址),而学舍未移。乾隆十一年(1746),知县蒋文祚将县学迁至文庙西侧(今种子公司址)。道光十八年(1838),训导李祖望又捐修。 县学的招生对象为私塾有相当年资的“蒙学生”。入学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等,考中者即为秀才,称附学生员,因进学须经文庙内的泮池,故也称“入泮”。附生再经岁考、科考两种考试,取得高等的,可依次递补为增生、廪生。廪生每月发给廪膳费。增生的待遇、地位次于廪生。廪、增生的名额控制很严,蓝田县学属“小学”规格,经常保持廪、增生各20名,设教谕、训导各1人主持其事。县学生员的前程出路,一是参加国家科举考试,通过乡试,取中者为举人(分文举、武举两种),往上再经会试、殿试考进士;另一出路是按年资、品学被循序推荐到府学或国子监(中央大学)肄业,称“贡生”。只有成了举人、进士或贡生,才有可能被授予官职。但多有老大无成的,有的就做了塾师。蓝田科、贡情形,无秦汉时的记载,唐、宋、元各代亦多散佚,明清时始详。据旧县志载,自唐至清末,计有进士22人(唐代2人,宋代4人,明、清两代各8人);特科6人。明清两代文举人90人,武举人45人,贡生267人。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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