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即私人设馆,聘师授学之所,自古有之。清时由于官办的儒学亦是徒具形式,有名无实。私塾已成为一般士子真正求学受教育的地方。临潼各地私塾较为普遍,约有以下几种形式。一为地主、官商私设家塾延师教其子女;一为村内三五小康之家同请一学识较好的秀才以教育子女;另外有个别声望较高的秀才自设学馆授徒,学生一二十个不等,上学的学生每年要交学费。以祠堂、庙宇地租为收入,私人捐款或地方上出钱在公共地方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的称“义学”或“义塾”,学生上学不用交学费。这种形式为数不多,据清光绪《临潼县志》续集载:“有义学者七”,但未记其详情。据知情者谈,清末新丰、斜口、雨金、零口、粟邑庙(在今康桥)及县城均有义学,以零口义学较突出。
私塾包括义学,教师一般只有一人,学童多少无定,少则三五个,多则二十余个。学童年龄不齐,小则五六岁,大则二十多岁。亦无具体学习年限和班级之分,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初入学,先授以洒扫应对进退之礼,认字片,写大楷,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等启蒙课本,继则读《四书》、《五经》,以熟读背诵为主。待识字诵读有一定基础时,便进入开讲阶段,老师为其讲字义、文义、经义,学写对联、诗词、教写八股文。待作文能完篇后,便可去应童试考秀才。因此,私塾、义学也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但能考上秀才的极少,大多数是读上几年书粗识文字后就到社会上谋生去了,文化素质较低。私塾也并不普及,能上学者多为小康之家,广大贫寒子弟入学者极少,大多沦为文盲。
无论县学、书院、私塾均以儒学为学习的中心内容已如上述。同时封建统治者还为学校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训练标准,使教育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顺治九年(1652)颁布的全国学校“卧碑”中规定:“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全要养成以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护国恩,下立人品”;“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到康熙年间(1662～1722),清政权巩固以后,颁布“圣谕十六条”于各学校,以封建道德作为标准。雍正年间(1723～1735)又重行申述,颁布所谓“圣谕广训”,将此“十六条”推为全体人民必读之物,学校更应以此为训练标准。这“圣谕十六条”为:(1)敦孝悌以重人伦;(2)笃忠信以昭雍睦;(3)和乡党以息争颂;(4)重农粟以足衣食;(5)尚节约以惜财用;(6)隆学校以端士习;(7)黜异端以崇正学;(8)讲法律以儆顽愚;(9)明礼让以厚风俗;(10)务本业以定民志;(11)训子弟以禁非为;(12)息诬告以全良善;(13)戒窝逃以免株连;(14)完钱粮以省榷科;(15)联保甲以弥盗贼;(16)解仇忿以重生命。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是相当严密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其禁锢,是难以走出其封建伦理道德的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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