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学者,康有为不仅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学说的研究很有造诣,且对外来文化如佛教亦很喜欢研究。他在西安参观过不少寺院,对其破败不堪颇为失望。去大兴善寺时,康有为曾留诗一首:“晋隋旧刹畅宗风,翻译经文殿阁雄。惆怅千房今尽毁,斜阳读偈证真空。”遗憾之情跃然纸上。
康有为去卧龙寺时,看到该寺收藏的稀世珍本宋版明印的《碛砂藏经》堆放杂乱,鼠咬虫蛀,甚至有寺僧剪下经书边的空白纸作鞋垫。康有为深觉可惜,遂提影印。鉴于当时西安无影印设备,经与寺院主持商定,由康有为出面负责,把《碛砂藏经》运往上海影印,以一部新印藏经作为交换,并与寺院签订了合同。但是,由刘镇华部下的军人把这部藏经运往康有为下塌处时,把别的经卷也装车运走,据说运时还有丢失,该寺主持定慧(一作静慧)认为不按合同拉经卷,无异于盗窃,遂向地方进步人士哭诉,此事就成为驱逐康有为的导火线。对于康有为辛亥革命时期及张勋复辟前后的政治活动,陕西籍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革命的老同盟会员李仪祉、杨叔吉早已不满,康有为在陕的演讲中,又反对民主共和,更激起他们的义愤。康有为未与陕西当局及地方知名人士商议,即和寺院签订运经合同,且以影印本换善本,也确实欠妥。李仪祉、杨叔吉在陕西也很有声望,且在省署任职,并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向省议长马凌甫反映,又与别的进步人士一起要求刘镇华处理。刘见康有为的行动已引起陕籍知名人士的义愤,从自己在陕西的统治地位考虑,也只好同意驱康,只是要求“不要做得太过份”。得到刘的许诺,杨叔吉、李仪祉等人召开会议,决定由省议会向法院控诉。议长马凌甫、省高等法院院长段韶九均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知名人士,自然支持。段韶九还明确表态,认为康有为不经地方政府同意就运走地方文物,即属盗窃行为。法院随即将传票送至康有为住处。当时还专为此事成立了“陕西保存会”,以该会名义向西安以东沿途驻军发出要求截留运经的声明。又向在上海很有声望的陕西籍老同盟会员徐朗西致函,请其在上海舆论界呼吁,阻止康有为“盗经”。徐遂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启事和漫画,激烈抨击。除上述原因外,康有为自恃学问渊博,且有名声,来陕以后,态度也比较傲慢,对陪同的陕西知名人士、地方官讲话随便,讥讽乃至训斥的事亦时有发生。再如,康有为来陕后,由于正值初冬,招待者念及天寒,告诉康有为需要什么衣服,可由备办。康有为所开衣单中,各种狐皮袍子竟达一百多件。上述言行均引起人们不满。因此,当有人写出“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藏头对联诅咒康有为时,立即在西安迅速传抄,闹得满城风雨。康有为被搞得颇为狼狈,非常恼火,他认为运经是按合同办事,不是盗窃。当他在戊戌变法时的生死之交、陕籍著名人士宋伯鲁劝其归还经卷时,康有为竟气得拍案大怒。当晚,即派人装车送还。
康有为离陕前,刘镇华派人赠送黑、白短羊毛皮筒各一件。康有为却提出再各要十件,刘镇华虽如数赠送,此事又在西安引起非议。1924年1月6日,康有为离开西安赴洛阳,去时的境况已远非来时可比。
(录自《西安通览》)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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