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临潼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之东,东邻渭南,南接蓝田,西界西安、三原、高陵,北至富平。渭河东西横贯,将县境分为南北两部分。渭北平原沃野,有清河、石川河南流入渭。渭河以南有骊山南峙,除少部分低山丘陵外,大多为台塬河川平地,自东而西有零河、戏河、沙河等八条河,北流入渭。气候温和,雨量适中,自然环境优越,资源比较丰富。
临潼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散布于境内渭河南北有姜寨、白家、康家等20处原始村落遗址。从所出土的使用工具和粟种来看,早在五六千年以前,临潼地区就已有先民聚居,且已由渔猎生活转入原始农业生产活动。自周、秦以迄汉、唐,一直为京畿之地,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在这里很早就建有县以上的行政机构,据史载,渭河南部在商代,丽国在戏水之西建有丽城,周时,骊戎建国于骊山一带,《竹书纪年》:“周成王三十年(前1034)骊戎来宾”。将丽城改设骊戎城;秦王政(秦始皇)十六年(前231)于此设置郦邑;汉高祖十年(前197)改郦邑为新丰;唐时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改新丰为庆山遂复称新丰;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分新丰、万年县地置会昌(约今县址),天宝七年(748)把新丰并入会昌,又改会昌为昭应;直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始改昭应为临潼,一直至今。自秦至汉、唐期间,在渭河以南的西部,曾有芷阳、霸城、霸陵诸县;东部还有鸿州、鸿门、阴盘诸县之设。在渭河北部,秦献公二年(前383)曾建都于栎阳,秦孝公十二年(前350)改置栎阳县。秦、汉之际塞王司马欣、汉高祖二至七年(前205～前200)亦都于栎阳。自汉至宋,渭北先后曾有栎阳(古秦、汉)、万年、广阳、鄣县、平陵、粟邑、栎阳(今唐以后)诸县之设。到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始将栎阳县(今)降为镇,归属临潼县。至此,临潼渭河南北始为一县,其辖区约相当于今日的规模,已达700余年之久。
临潼基层行政区划,历代多有变化,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次变动,1984年调整之后,有骊山、马额、新丰、代王、雨金、斜口、栎阳、相桥8个镇,行者、西泉、韩峪、仁宗、铁炉、纸李、小金、穆寨、东岳、零口、何寨、土桥、交口、北田、任留、新市、康桥、关山、油槐、田市、振兴、徐杨、北屯、新兴、武屯等25个乡,353个行政村,2553个村民小组。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县人口迅猛增长,现已是1949年的2.3倍,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增长速度有所控制,到1986年底,全县共计685315人,平均每平方公里617人,是一个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全县劳动人口292724人,其中农业劳动人口228561人,占总劳动人口的78%。经过农业区划的普查,全县总面积1111平方公里,1986年末耕地面积1092907亩,人均土地1.59亩。
经济是否发展,对全县的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经济能否发展,又受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统治者所执行的政策的制约。历史上临潼经济是有过一定发展的,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下,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人民当家作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时,全县经济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促进了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各方面的全面前进。现以经济发展为主线,综述临潼在清代以前、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个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总体面貌,以见临潼自古以来的发展脉络。
二
历史是在治与乱交错之中发展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当统治者励精图治,进行革新发展生产的时候,就能激起人民的生产热情,经济就得到发展,就兴、就治;当其政治腐败,统治者残酷压迫人民时,人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经济就衰败,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就衰、就乱,再由乱到治推动历史演进。历史上在临潼出现的因统治阶级励精图治而使经济发展、国家强盛,或由政治腐败而使经济衰落引起革命斗争诸多事件,反映了这一历史规律。
秦商鞅变法始于栎阳,法变而秦兴,促使秦灭六国而统一中国。秦嬴政后来暴虐无度,激起农民起义,起义军陈胜遣大将周文伐暴秦于戏;刘邦、项羽伐秦,大军曾会于新丰鸿门,这些农民起义活动,终于使强秦覆灭。汉、唐时期,在其开国之初,曾有一些治绩,使经济发展,国家强盛,但在大多情况下,却因政治腐败,不断激起农民革命斗争。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曾与刘玄的大将赵萌、刘秀的大将冯异数战于新丰。西晋“八王之乱”后,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军纷起,五斗米教的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于新丰抗晋。西晋末年新丰人王如,因关中大乱流徙至宛(河南南阳),曾集关中流民四五万人与晋抗争。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攻克长安后,收降诸葛爽于栎阳。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三次经过临潼,曾与明将洪承畴等展开激战,对临潼有很大影响。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而清政府却日益腐败,丧权辱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烈,太平军、捻军,相继在临潼活动,鼓舞了临潼人民斗志,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由于临潼知县周潘寿,实行地丁加耗,对农民苛刻盘剥,引起农民愤怒,武屯附近的李桥农民杨升华与马将等联络数村群众,组织万余人进行反抗,声势十分壮大,一时之间,使官府慌了手脚,后虽因中其奸计而失败,但这种反抗精神,对后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在临潼的活动,鼓舞了临潼人民向黑暗势力斗争的勇气。
临潼在清代以前历代经济发展如何,由于资料太少而无法详述,只能从其他一些材料中寻找兴和衰的痕迹。秦王政即位初,即兴建工程浩大的郑国渠,其中段沿荆塬由今三原县境东流入临潼。绕断塬而北,至汉太上皇万年陵以东横绝石川河并纳其水,又东出临潼入富平。它灌溉着临潼偏北部大片土地。西汉时,武帝太始二年(前95)采纳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在郑国渠上穿渠,引泾水灌田,称白渠,也称白公渠,“西起谷口,尾入栎阳”。白公渠流入临潼境内,分为南白渠和北白渠。北白渠使今日的振兴、阎良、新兴、康桥各乡(镇)和关山乡以南的大片土地受益;南白渠大体上灌溉了今日的雨金、栎阳、徐杨、新市。交口、武屯及北屯各乡(镇)的所有土地,使当时亩产达到“一钟”。水利的兴修,大大改变了农业面貌,使临潼渭北成为沃野,人民丰衣足食,也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大量享受物资。流传的汉代民歌称:“田于何所?栎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如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于此同时还引渭穿渠,修建了西起长安城西南之昆明池,南依山塬,经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县,出潼关入黄河,长达300余里的漕渠。漕渠之兴使漕运大便,还可灌田1万余顷,临潼南部部分耕地亦受其益。盛唐时,对农业水利亦颇重视,白渠有了进一步扩展,使临潼农业生产亦有相当水平,当时渭河以北的栎阳乃为“走左辅(西安、关中东部)、蒲、燕、赵、魏(山西)、山东至于徼外(塞外)杂沓之道”,颇为繁华。唐玄宗在骊山温泉大修华清宫,几乎每年十月,都与杨贵妃到此游幸,由于百官偕从,就等于把长安的政府机关移到了骊山,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临潼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
唐代中期以后,一些王公贵族依仗权势,强行于郑、白二渠上设立水碨营利,大量的水碨雍塞渠水,使渠道屡遭破坏,灌溉面积日益缩小,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时,郑、白渠有效灌溉面积已不及汉代的七分之一。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栎阳县丞沈亚子,对往来于栎阳的使者及过往官员已穷于应付,慨叹“邑瘠于扰费”,“或不能支于给馈,而宾去尝悒悒不快”。唐末战争频繁,五代后梁太祖朱温迁都洛阳时,对长安来了一次毁灭性的破坏,关中一带的水利工程几乎荡尽。从此国都迁出关中,临潼已远离京都,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明、清时期,渭北曾修有石川河渠、清河渠、高望渠等8条渠道,渭河南有韩峪河渠、温泉渠、戏河渠等七条渠道。虽远不及郑白渠,可也曾使临潼农业有一定的发展。据清乾隆《临潼县志》载:乾隆十二年(1747)有常平仓两座和关山仓1座,存粮京斗5万石,社仓19处,存粮1.7万余石。从仓储情况,可略窥当时农业生产状态。清代后期政治腐败,战乱频仍,渠道渐毁,至清末已所余无几。农业生产再次低落。
临潼有似锦若绣的骊山与除秽荡邪的温泉以及地近京都的政治、经济条件,使临潼在周,秦、汉、唐时期,成为帝王、显贵,文人骚客游乐之地,也是经常发生重大政治斗争的地方,故而遗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周幽王在骊山上设置烽火台,后被犬戎杀于戏。秦始皇坑儒于骊谷,死后又葬在骊山下,留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陵墓。项羽和刘邦于鸿门之会,成为楚、汉之争的一大转折,留下“鸿门宴”遗址供人凭吊。唐玄宗于极盛之时大修华清宫,使骊山温泉,一度成为“人间天堂”。僧、道的活动,又使临潼有了诸如庆山寺、石瓮寺、老君殿、老母殿的点缀。正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临潼还埋葬着除秦始皇之外的历代数十个帝王、显官以及名人的陵墓。临潼“文物甲天下”,这是今人对临潼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的赞誉,临潼人也的确为此感到欣喜。
丰富的文物古迹,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在临潼发展的灿烂景象,又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古代文化的智慧。可是在一些“光彩”古迹的背后,却包涵着劳苦人民深重的苦难。不知有多少临潼人死于为秦始皇修墓之中,72万人的庞大修墓队伍,谁来供给!唐玄宗的穷奢极欲大修华清宫,耗尽了多少临潼人民的血汗和资财。虽然一度出现了农业兴盛的局面,但大部分为官府所掠夺。“临邑土广民众,为陕省赋役繁多之区”(清乾隆《临潼县志·赋役》),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过着“丰年仅足温饱,荒年不死即逃”的生活,一遇战乱,就更为悲惨,东汉末年诗人王粲就有“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息。……出门无所见,白骨敝平原。路有妇人饥,抱子弃草间。”(《七哀诗》)的描写。这是对当时在战乱中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即使在盛唐时期,当杜甫看到骊山华清宫那糜烂的宫庭生活之后曾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慨叹。今天对这些文物古迹的挖掘、整理、保护、宣扬,是为了看到古代文化在总体上的光辉成就,从而继承发扬其精华部分,同时应看到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一个全新的具有高度文化、科学技术发达、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美满的新临潼。
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清代以前,在临潼这块土地上,也曾孕育出了不少有作为的人物:秦时栎阳人胡母敬,曾任太史令之职,他精通古文字,参与了把史籀大篆改为小篆的工作,著有《博学篇》传世,为秦时的文字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东汉万年人杨沛,官至京兆尹,为官清正,不贪私利,不畏豪强,执法严明,当他为长社令时,曹操从弟曹洪的宾客在乡里横行不法被他杀掉,因而名重一时。东汉时新丰人智猛,为我国最早赴印度求经者,翻译佛经《大泥洹》共二十卷。北魏万年人寇 ,曾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为官廉明,品德高尚,政绩卓著。当他任司空府主簿时,有司徒杨椿,因夺穷人史底田产引起争讼,他力主公正,把田产断归史底。隋时新丰人刘行本,曾为黄门侍郎,秉性方直,敢于面责皇帝而使其改正错误。唐代新丰人张俭,屡有战功,且善于处理民族纠纷,使边境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被封为皖城郡公。唐代谢阿蛮为新丰人,乃华清宫中善舞者,能舞《清波曲》,为当时第一流。宋代栎阳有一著名画家龙章,善画僧道,尤善画虎,后被召入画院。赵公谅为元代栎阳人,官至工部尚书,充金使提调,为官廉正刚直,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现象,乃愤而辞归,在家中办起了“居善书院”,使家乡青年得以就读。武之望是明代阜广里(今武屯)人,曾为吏部主事,为人刚直;他又潜心医道,且有重大贡献,曾编著《济阴纲目》、《济阳纲目》等书;又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编纂《临潼县志》四卷,为临潼县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清代廉留里(今阎良)人刘曾,在任吏部主事时以清廉闻于世,拒受贿赂,当面斥责一个以千金为他祝寿的人,使送礼者无地自容。清乾隆时田王里(今零口)王巡泰,一生主要钻研程、朱之学,在他辞去吏部主事之后,潜心学问,到处讲学,且著述颇多,为人所敬仰。以上仅从历代本县名人中略举数人,以见临潼人才之盛。可惜历史资料所记载的人物中,有作为的普通劳动者实在太少,而且科技方面更是乏人。临潼古代劳动人民中是有大量人才的,试观从秦始皇陵、唐华清宫、庆山寺等众多古遗迹中所发现的文物如兵马俑、铜车马、金棺银椁及古代众多建筑等,技艺是何等精湛,涌现的人才当为不少,可是他们的姓名和事迹都没有流传下来。在漫长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仅在清乾隆年间本县有一位郑世锋,注释过兴平杨双山著的《知本提纲》,其中有一章《农则》,对农业技术有所阐述,可惜流传不广。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重政治、人文,轻经济、科技的思想,严重的阻碍着临潼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本县经济的主体,人力与畜力相结合的古老耕作方式延续了几千年,即使在进入近代以后,也没有引起多大变化。这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临潼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个缩影。[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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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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