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从形成、发展、繁荣到崩溃的全过程,社会生产力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多,出现了许多人口集中居住的聚邑。据《陕西地理沿革》载本县商代有丽国、周代有骊戎国,其都城就在今县城东30里的戏水西岸。之后,在渭河南又有“蕞”诸侯国的出现。商代,本县还处于半狩猎、半农经济社会,以每平方公里20人计算,约为22220人。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零口镇西段、南罗两个村庄附近,发现了距今3千年的西周文化遗址,出上了160余件珍贵的青铜器文物,证明了那时在这里已形成了 繁荣的居民聚居区。公元前781年周幽王曾在骊山兴建骊宫别馆。到了春秋末期,本县境内,已有栎邑、戏邑两个万户之邑了。(若以每户5口人计算)全县人口当在5万人口以上。秦献公二年(前383),秦国为了镇抚边境,将国都从雍都迁到本县的栎阳。前356～前338,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关中人口亦随之大增。这时本县为京都之地,人口以每平方公里百人计算,约10万人左右。
秦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兴建“郑国渠”长3百余里,灌田4.5万倾,使渭北大部土地变为水田,经济的发展使关中人口猛增。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徙3万户于郦邑。当时本县渭河南有郦邑名邦,渭北有古都栎阳,人口约 20万。
西汉时期 秦朝末,历经八年剧烈的亡秦战争和楚汉之争,全国万户大邑仅存者不过二、三。汉高祖刘邦初都栎阳,继迁长安,历经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国都长安,南有漕渠、北有白渠,横灌关中,人口空前增长。呈现了封建农业经济的繁荣景象,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元始二年(2),京兆郡每平方公里平均79人。本县地处京郊,物丰民殷,当时渭河南之新丰县属京兆尹,有9490户,39630人(按京兆郡各县平均人口计);渭北之栎阳县属冯翊郡有7710户,3076人(按冯翊郡各县平均人口计),合计人口当在17200户,70394人。西汉末年,长期战乱,王莽更始之变:赤眉、绿林两支农民起义军矛头直指长安,关中成了主要战场,死伤达10万人之多,致使“长安为虚,城中无行人”,人口大量流徙。本县累遭战火之袭尤为惨重。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迁都洛阳,关中人口骤减。至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关中人口降到每平方公里11.3人,为西汉时期的20%,按此计,本县此时约有1.3万～1.5万人。
魏晋南北朝 三国时期,曹操占据渭河流域,“行屯田,奖励农耕”,促进了关中的经济恢复,人口上升。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用招募与编户的办法恢复人口,限制“荫细客”及“荫衣食客”制,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战乱对人民带来的创伤。至晋太康元年(280),本县人口增长约4万人。南北朝时期八王之乱,祸及关中,晋惠帝元康七年(297),秦、雍二州大饥,关中“斗米万钱”。晋怀帝永嘉五年(311),黄河流域,蝗虫瘟疫并发,流尸 满河,白骨遍野,关中人民离乡背井,纷纷东流者四、五万户,几乎占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永嘉之后,五胡乱华,十六国争霸。匈奴人刘曜进掠长安,关中男女8万人退返平阳。当晋惠帝平乱后入长安时,“城中户不盈百,仅余公私车四乘”。到刘曜二次进围长安,“城中食尽,斗米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西晋灭亡后,刘曜称帝长安,曾迁上邽氐羌人20万,陇右之民1万户及秦州杨、姜两大族2万户入充长安。后秦时,关中仍是“千里无烟,流民南向”。自东晋至南朝刘宋一个半世纪之间,襄阳一带曾侨居新丰、蓝田等18县流民5万余人;陕南、四川一带就有秦雍流民15万人;仅汉中一地就有三辅42县流民5万有余,占当地人口一半以上。北魏太延五年(439),人口开始北移,北魏太武帝时期,俘广陵居民万户北迁(见《南史》卷2)。公元554年,西魏废帝攻下江陵后,移当地居民10万口于关中。从东晋至西魏,本县人口始终徘徊在2万～4万之间。
隋唐时期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战乱局面,使生产得到恢复,社会暂时安定,人口随之迅速增长,至隋炀帝大业五年(618),陕西已达71万户,371万人口,关中三郡达49万户,353万人;其中京兆郡22县平均每县有14023户,70113人,当时本县南北合计约2.8万户,14万人,大大超过了西汉时期的人口。但由于隋炀帝暴政,调300万大军,东伐高丽国,征200万民夫兴修洛阳宫;不惜民力财力开凿大运河,男丁不足,以女劳充之。百姓流亡他乡者,数以万户计,形成了:“万户城廓空,千里烟火断”。残暴的政治,激起了隋朝末年全国到处起义,共有大小200多支农民起义队伍,人数达百万以上,战争影响到人口急剧下降,此时陕西人口幸存者仅71万户178万人。本县的新丰、万年两个大县,人口亦不过5万左右。
唐初,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宣布减免租庸调、缓和了矛盾,李世民即位后,又以“增户”、“减户”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使人口不断增殖。据清乾隆《临潼县志》载:“唐贞观十八年二月,太宗皇帝幸零口、村落偪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诏雍州、尤少田并给,复移之于宽乡”。可以想见,当时人口密集情况。唐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在本县境内之零口置鸿州,并增设鸿门县。盛唐时期,位于京都城郊的骊山华清宫,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唐玄宗年年十月游幸华清宫,日有万人伴驾,云集骊山,岁尽始还,由此,华清宫附近人口倍增,境内县城,呈现了“商贾繁会,里闾阗咽”的繁华景象。这一时期,本县人口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的30898户138756人增加到20万人以上。唐代中期,地主阶级侵占土地越多越多,农民不堪忍受而大批逃荒,及至安史之乱,加速了人口的减少。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全国户数减少到四分之三。唐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关中腹地为兵乱之地。唐僖宗中和二年(883),黄巢起义军与李克用零口之战,使本县人死伤惨重,所存人口仅10万上下。
五代、宋、元时期 黄巢起义摧毁了唐王朝以后,新的藩镇割据与兼并战争,导致五代十国的局面,至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从关中转移到中原和东南方,战争也使北方的社会生产遭到了人为的破坏,全国人口仅剩3百万户,比盛唐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二,本县人口下降到4.5万～5万人。北宋继后周而兴,结束了50多年的战乱局面。北宋初,采取“招抚流亡,鼓励农垦,植树打井”等措施,使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户口增加也较显著。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至八年(976～983),陕西只有37万户,188万人,到了元丰三年(1080)已增至926318户,2761804人,本县这时已增加到3.6万户,82044人,不久北方的民族战争纷起,经年不息,而且陕西成了宋、夏相争之地,关中大量居民逃迁岭南各州以避祸乱,人口又有消减。
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连年征战,残暴的种族压迫和剥削,遭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八百里关中累经丧乱,兵火之余,8州12县,户不盈万,可想当时的惨情,至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由于天灾人祸,全省只剩下4.5万户,42万人,本县亦不过万人了。
明、清时期 明王朝的建立,使中国又开始向前发展,明太祖洪武初年,采取了“恢复生产、扶植工商、简约税款”的政策,使人口大增,根据明代里、甲制度,每里户为110 户,本县52里计5720户,每户以5人计,约为2.86万人。到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 已增长到61204人。明之中叶,土地兼并,赋役日趋严重天灾人祸相继而至。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陕民逃往河南就食者达万户以上。据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陕西侨居豫、鄂两省的流民23.5万人,73.9万人。明世宗嘉定三十四年(1555) 华州地震(据秦大可著《地震记》)陕西人口耗减有籍可考者83万有余。本县处于重灾区,死亡3万余口,占人口40%,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人口稍增,有52920人。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又降为42679人。至明末,关中连遭饥荒,暴发了李自成等农民革命战争又带来了人口下降。
正当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统治时,满族贵族伺机入关,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清朝,清初削藩,奖励垦荒,使严重的土地关系缓和,促进了国内民族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也促进了人口的繁衍。清圣祖康熙五十年(1711),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至清高宗乾隆四十八年(1783)七十年间里,陕西人口上升到826万人。清仁宗嘉庆十七年(1812)突破了千万关。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超过了1200万口。这时本县人口已有23.4万余人,达到封建社会人口的顶峰。清代后期,政治腐败,战祸四起,经济凋敝,民不聊生。1840年暴发了鸦片战争,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穆宗同治元年至八年(1862～1869)的关中回民起义,死亡人口达30余万。本县的零口、北田、任留、油槐、行者等地均有回民大村据点。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家破人亡者数以万计。清德宗光绪三年至二十一年(1876～1895),关中连年大旱,饥民饿死之状,惨不忍睹,全县人口减至31756户,138528人。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京,两宫避难西安,不顾关中人民连遭三年大旱,饿莩遍野的疾苦,祸及本县,勅令陕西巡抚日夜赶修“零口行台”,全县百姓怨声载道,至清傅仪宣统年间(1909～1911),全省人口下降33.3%,本县按当时保甲计为1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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