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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汉武帝策贤良，立乐府，尚调章，立学校，置五经博士及弟子，令吏通一艺以上者，皆得补职，吸引不少文人学士来到长安求取功名。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等一批学者，经常出入宫廷，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并写下许多“辩丽可喜”的辞赋。
汉长安城中还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史令司马迁和星官射姓、历官邓平、天文学家唐都、历数学家落下闳等编订出著名的太初历。
汉长安城拥有规模宏大的政府和皇家图书馆，其藏书之丰富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在当时世界上也无可匹敌。早在刘邦率军抵达秦都咸阳时，萧何便“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建都长安后，这批珍贵的图书和文献档案，被收藏在未央宫的石渠阁。石渠阁由萧何亲自设计建造，属政府图书馆性质。由于许多珍贵书籍在秦始皇时被烧毁，汉王朝接收的秦世图书典籍和档案残缺不全，汉初虽废除了秦的挟书之律，但民间之藏犹未尽敢公布，同时诸侯王亦有好书者，与朝廷争购民间图书，如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到的图书竟多到“与汉朝等”，因此，至武帝即位时，“书缺简脱，礼坏乐崩”，文化的落后状况亟待补救。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据《通典》记载，当时汉长安城藏书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等属“贮之于外府”的系统，还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属“藏之于内禁”的系统。汉成帝时，又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征集图书。石渠阁是汉长安城最大的图书馆，西汉学者多在石渠阁论经讲学，使之成为西汉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学术思想的中心，成帝时期，还在天禄阁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校勘工作。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刘）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①……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汉书·艺文志》所存古代典籍，即为《七略》的主要部分。这些典籍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文字语言、天文、历术、地理、数学、化学、农学、畜牧、医药、建筑及航海知识以至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等等。①《七略》包括《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共33090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和最早的书目提要。
教育
汉武帝在长安兴太学、立学校，置五经博士及其弟子，开科取士。据《汉书》载，最初的规定是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人，随上计吏俱至长安，“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博士弟子的名额最初有所限制，以后便不断增加，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时增至3000人，且入学的手续亦大为简化，不必限于官方选择推荐。如汉成帝眄翟方进家世微贱，与后母俱至长安，母织屦以供其读书，经博士受春秋。以后翟方进以治经学知名，官至丞相。可见西汉后期外地的读书人已可以自费来长安求学。偏僻地方的官吏还选派属官来长安学习。如蜀郡守文翁，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便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年后，这批学生皆成就学业还归蜀地，文翁均委以郡中高职。当时到长安求学的外地学生以蜀地和齐鲁最多。
西汉小学（文字学）相当发达。武帝置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者们纷纷钻研儒家经书，致使训诂学大盛，小学亦随之兴旺。平帝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数百人到长安，“各令记字于庭中”。汉初萧何制定律令时就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汉长安城充溢浓郁的文化气氛，因而，至今从汉长安城发掘出土的瓦当、印章、封泥，几乎无一不是书法艺术的杰作。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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