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民收入
    清以前，本县多数人民粗米淡饭，缺衣少穿，生活贫苦。及至清末民初，军阀扎驻，苛捐杂税多，人民生活更为困难。民国十二年（1923），国民革命军郭坚部属陈发荣领兵1连驻本县，至十七年（1928）扩编为1师。给养全由县人负担。为保证给养，迫县成立支应局，横征暴敛。陈部撤走时，致本县财力几竭，民力耗尽。接逢十八年（1929）旱灾年馑，岐山、眉县、武功县农民尚能居家度日，本县不少农民则频临饥亡，沿门乞讨，卖儿鬻女，卖妻当产，形成县城和齐家埠街（今绛帐镇）均有人市。仅城关镇一带沿门乞讨者即达3874人，卖儿鬻女者604人，卖妻者287人，绝户者644户，饥寒而死者2721人，流落在外者928人。县内一些村庄断绝炊烟，土地荒芜，蒿蓬有如人高，狼兽自由出没，偶有留家者常遭食害。二十年（1931），幸降甘霖，外逃者始返故里，岂料蝗虫食尽庄稼。民生计无望，又拟二次外逃，但瘟疫“转腿筋”（俗名“虎列啦”）流行，染患即死。时县城内仅二三百人，某日即死60余人。至二十三年（1934）县当局统计，全县饿死6万余人，逃往甘肃、山西等地者12373人，减少人口10余万，绝户3000余，县东乡南寨子、南郡村全村绝户。
    外逃农人卖尽土地，灾后返家只得拉长工，仅城关周边一带，拉长工者即1917人。
    一般富户人家生活宽裕，少数家庭骡马成群，土地百顷；个别超千者，雇有长工、丫环、佣人。拥有豪华庄园，置有小汽车、轿车，并有手枪班护卫，每日宴席，仅吸食大烟每月挥霍足够10口之家生活8年。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消灭剥削制度，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绝大多数人虽然安居乐业，生活较前明显改善，但相当长的时间仍未达到温饱型。1958年下半年后，由于大跃进等“左”的思想泛滥，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耽误农时，结果浪费和损失不少粮食。转入到1960～1962年时期，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加之三年大旱和给前苏联还债，国家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本县农民生活亦大为下降，口粮锐减，不少以瓜菜、麸皮、玉米芯淀粉作为补充，二市两蒸馍卖至2元。党和政府大量救济，从新疆调回牛羊肉，使困难得以控制和缓解，但仍有少数人逃荒。太白公社涝池岸大队多数人早出晚归乞讨。之后，国家调整政策，加之天时转顺，农民生活状况始好转，但一段时间仍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
    1970年以后，本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得到改善，多数社队增产，农户增收。1970年全县人均纯收入64.70元，人均存款余额9.23元。1977年人均纯收入74.44元，人均存款余额16.09元，分别比1970年增加了9.74元和6.86元。但仍有25—30％的生产队人均年口粮不足250公斤，劳动日值0.5～0.6元，一些农户靠养猪、卖鸡蛋弥补经济不足，维持日常生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数十年间困扰全县的粮食问题始得到解决，其他问题亦随之逐步得到解决，农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和提高。据1985年对全县60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当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02元，比1984年增47元，年平均口粮322公斤，比1981年增79公斤。农户中，年纯收入在500至700元之间的富裕型农户有5193户，占总农户6.7％，纯收入在200至500元之间温饱型农户有68813户，占总农户的88.3％。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型农户有3895户，占总农户的5％。是年，全县农民人均存款余额128.08元，比1980年增75.64元，比1970年增12.8倍，比1950年增491.6倍。
    据1990年调查，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出售农产品和劳务收入。是年，平均每人经营耕地1.5亩，生产粮食637.36公斤，油料15.92公斤，瓜果1.99公斤，烟叶0.94公斤，蔬菜135.88公斤，水果3.73公斤，户均生猪存栏0.95头，人均出售猪肉17.41公斤，户均羊存栏0.05只，户均大家畜0.08头，户均家禽1.32只，人均禽蛋1.85公斤。当年人均总收入751.31元，纯收入551.94元，其中从集体得到收入50.04元，占纯收入9.7％；家庭经营收入458.48元，占纯收入83.07％；其它非生产性收入39.32元，占纯收入7.12％；经济联合体收入4.10元，占纯收入0.74％。
    但是，由于地区条件差异，农民收入悬殊很大。渭河川道区人多地少，农户以多种经营和从事工商业为主，一般农户年纯收入在千元至3千元之间，少数超过万元。中塬地区农民以经营农牧业为主，农户年收入一般在千元左右。北三乡（天度、南阳、黄堆）地多人少，农民仍以种粮为主，收入不及以上两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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