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荔有个高明坡 上面秀才比驴多

    大荔县域内，多少年来广泛地流传这样一句俚语：“上了高明坡,秀才比驴多”。那么，高明在什么地方呢？高明在该县北部有一条像弯镰一样的、横贯东西的黄土塬上。这个塬名叫铁镰山。铁镰山的东段有一个辖22个行政村的高明镇，俗称———高明。 
    高明镇距大荔县城40公里以外的东北一隅，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4公里，最高海拔530米，是鸡叫听三县(澄城、合阳、大荔)的穷乡僻壤。要到这儿来，无论从哪个方向，都得上一个大坡。　　
　　靠天吃饭 耕读传家
　　高明镇因驻地西高明村而得名。《大荔县地名志》载：“唐乾元年间(公元758年)，山西居民迁此建村，因地处铁镰山东段之巅，视野开阔明朗，故曰高明。”《高明乡志》载：“其村(西高明村)名由，因位于镰山之巅，南踞峻岭，有建瓴之形；北面低洼，有居高临下之势，东望平畴千里，旭日东升，故名高明。”在这历史的皱褶中，笔者读出了高明的昔日：“之巅”也，就是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常常是缺水的地方。地下水位最深处达120多米，最浅处也在40到50米左右。没水的地方，庄稼人就得靠天吃饭。靠天吃饭的生存系数就大大降低。所以，自古以来，高明人精耕细作，惜水如金，而且广谋生存之道。读书改变命运就成为首选，因而素有耕读传家的习俗。“学而优则仕”，于是就成为庄稼人教养子女的精神信条。笔者走访过本县一位学者王培堂先生，他出示了珍藏的《东高城王氏家谱》。在十四世廪生王文鸿撰写的《四修王氏家谱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其前此虽不乏黉(hóng)序继美，要不甚显烁，惟自乾隆五十四年修缮后，不惟贡监森列，泮宫兢游，并且增廪双齐名，科甲巍巍荣登，簪缨济济，在朝板中几推为文物之区，衣冠之乡。”“文物”一词《辞源》注有“礼乐典章制度”；“衣冠”《辞源》注“犹言文明礼教、斯文。”管中窥豹，不难看出高明乃是一个“耕读传家”的文化之乡。　　
　　班门弄斧 下坡磕头
　　高明是文化之乡，所以多有文人墨客。24个村中，村村都有秀才、举人若干。有的是弟兄，有的是父子，同门之中，有二三人的也不乏其例。受手头资料所限，仅以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以后部分村子为例，东白池村有拔贡郭怀亭、生员任明初、廪生雷铭丹；东高城村有廪生王少卿、王文鸿、王耿光、王子诚；西高明村有举人张雄飞、张星瑞；南刘村有举人刘映黎；王彦王村有举人王会昌、生员王思洵、王允德；平罗党村有生员党品三、黄埔军校七期学生党克俭；平罗雷村有生员雷仲山；北白池村有拔贡张子甲、张星斋等……
　　俚语中所谓的“秀才”，唐宋时为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称，而明清时代对于通过府、州、县考试的生员才称秀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废除科举，随着时代的变迁，“秀才”内涵延伸至只要是“读书人”都可称为“秀才”，抑或是优秀的人才也称为“秀才”。他们因生活从军、从政、从商、从教、从医等等，当地群众称他们是在“外边干事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较多，党委和政府派出的工作组大多不愿到高明去。因为难免在开会时，他们读文件常读错字，写标语、出黑板报时，错别字也时常被那些扛锄头、戴草帽、其貌不扬的庄稼汉当场指出，弄得他们异常尴尬。其中有工作组某君，一日在农家吃派饭，正值学生放学回家，见到身穿“四个兜兜，九个钮钮”制服的工作干部，说：“叔叔，这个字我不认识，你给我教一下。”这位工作干部回过头来，不屑一顾地看了一下娃指着书上的“倩”字说：“青字么！”刚从地里回来的娃他父亲，一看就明白是咋回事，笑着说：“青字左旁立个人，念qian，不读青字音。”此工作干部听后羞愧不已。
　　还有一个真实故事，那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人人“语录不离口，本本不离手”的岁月。有位县上某部门的负责人在一个村里当工作组长，平日好吃懒做，专横跋扈，群众敢怒不敢言。一日他带领干部、社员学《毛选》，为了显示他的学问大，学习前背了一首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把“浣”（huan）读“完”，把“翩跹”(pian xian) 读“扁千”,把“有于阗”的“阗”(tian)读成“真”。过后,村上有人把他读毛主席著作念错字，认半个字的事反映给县上的领导，说他对毛主席不忠。后来，县上给了他处分，撤了工作组长的职。他骑着自行车，后边衣架上捎着铺盖卷下了高明坡，将车子往旁边撑好，对着高明坡跪下，叩了三个响头，连连说道：“再不来了，再不来了！”　　
　　秀才比驴 文化一绝
　　虽说是一段小插曲，但折射出高明人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将“耕”与“读”有机地融会在一起。他们办义学，设塾馆，尊师重教，构成具有高明特色的耕读文化，并通过秧歌、社火、锣鼓、戏剧、绘画，做诗文，撰对联，打油诗等文艺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宣泄情感、弘扬正义、鞭挞邪恶，展示淳朴，深厚的文化底蕴，笔者寡闻，知之甚少，在众多的文化人中，近代仅知其一二，不能表现万一，诸如著名书法家东高城村的王庆伯、王彦任村的任步武、李荷香夫妇，著名画家西高明村的张仰俊、平罗雷村的雷长安，作家王吉呈，闻名遐迩的老中医西白池村的岳玉天、平罗党村的党仙洲、东白池村的雷金有……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荔县委大院的干部中，就有高明籍达17人之多。军界、政界、商界、教育界，更有出类拔萃的，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是他们网织了高明耕读文化的经纬。从这个意义上讲，可取的、可探寻的东西很多，不仅仅只是用一个“驴”的比喻就可追溯出渊源来．
　　再说“驴”。对于贫穷的高明人来说，农耕文化给予的经济基础实在太薄弱了。高骡子大马，寻常百姓家别说买不起，就是买下也养不起。牛虽然好养，但也价格不菲。对于一个小家来说，唯有小毛驴耕耘既可使役，外出亦可代步，所以小户人家养头驴是很普遍的。
　　“驴”又是一种个性极强的家畜———犟。社火的表演中有“打犟驴”的节目，俗话有说：“你犟得像一头驴。”因而，“犟驴”同认死理，讲规矩，讲原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秀才”链接在一起，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执著、顽强、有毅力、有忍性、能吃苦、能耐劳的精神品质就不为怪了。到底高明有多少“秀才”，多少“驴”，笔者未做详细调查，大抵可以这样估算，养两头驴的户不太多，养一头驴的也不少，但在一家之中，上学读书的可能是一二人，三五人，没人读书的家是极少极少的。从这个估算中，读书人自然要比“驴”多得多了。如此说来，“上了高明坡，秀才比驴多”不再是被误解为讽刺挖苦高明人读书的贬义词，而是褒扬高明人勤学、吃苦，善于顺应环境的贴切评语。
　　本文绝非强词夺理，更非替高明人张目，只是借以从文化形态上做个阐述而已。
　　主持人：“上了高明坡，秀才比驴多”到底是褒是贬？记者也访问了该县很多“学究”，绝大多数认为它不是对高明坡上秀才的贬损，而是一种嫉妒的爱称。诚然，高明人多少年来也确实了不起，因文化底蕴深厚的缘故，在改革开放以后，就依据自身环境抓住了一个大商机，在周围乃至本县，率先大面积栽植苹果树，一下子闻名遐迩，家家户户的楼房几年间纷纷拔地而起，让周围乡镇村民确实眼红了一阵子。仅每年的农林特产税，就承担了全县财政的相当一部分，理应是该县的骄傲。今天的高明坡上，地理条件虽然变了，但“秀才”文化氛围仍然“辘轳还是辘轳，井绳还是井绳”。对此好奇者，不妨到此一游。但是，记者在此特别提醒你，千万别再犯下坡磕头的错误。否则，会贻笑千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