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召开期间,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建设,成为了媒体热议的话题。对此,十八大代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了中国之声的独家专访,对文化媒体上讨论的“我们的文化真的存在缺失吗”、“究竟怎样是文化大家”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话剧《恋爱的犀牛》中有一句话,“这是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聪明理智的时代,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时代。”这句话,也可以作为我们对现在社会的观察视角。的确,放眼今天,电脑、手机各种接受信息的方式五花八门,我们的文化产品越来越丰富,享受到的文化成果也越来越多,但是,伴随着现在的物质过剩、消费过剩,社会上却存在这样一种声音——我们的文化出现了一定缺失。
十八大代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并认为“中国缺乏真正的文化大家”。
这个原因在哪里?如今,社会有识之士普遍担心我们的文化缺乏影响力,甚至于不能主导社会前进方向,这个担心主要就是文化之魂,它的精神,这是我们不能缺失的。现在,我们之所以说“文化之魂”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原因是现在人们缺乏文化的认同,在文化的选择上也日益多样化,不仅是70后、80后、90后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有了差别,不同的人群在文化选择上也有了差别。
最近,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当代文学的角度来看,从取得的这个巨大的文学成就来看,莫言应该算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位“大家”,这也可看做是现在我们的文化发展正在慢慢出现积极的信号。但是,还要看到的是,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固守在自己的精神囹圄,无法接受外面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新思潮一下子涌入中国,国人在忙于应付这些信息的同时,更多只是在模仿或重复,这往往很难形成自己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在文化产品上,在经典、名人名作方面还都有很大的差距,在现象上看起来文化很是繁荣,但是高水平的精神文化产品不多,中国还缺乏真正的文化大家。
“中国缺乏真正的文化大家”,这不只是我们的文化现状的反映,也折射了我们时代精神的缺失。一个时代的文化也好,一个时代的文艺也好,说到底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我们的精神心灵的反映。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没有真正的文化大家,说明了我们文艺上没有“高峰”,思想上也没有一个代表时代精神信仰、价值体系的“高度”。而且,我们的思想界、理论界和文化界,一旦其中的某位文化大家离去,常常引发我们社会的文化焦虑,叹惜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家越来越稀少。
而对历史上、文化史上那些曾有的大师、大家的时代,我们却充满了向往和怀念。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代表着先秦哲学的高度;司马迁、班固代表着汉代史学的高度;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代表着汉赋的高度;李白、杜甫、白居易代表着唐诗的高度;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代表着宋词的高度;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代表着元曲的高度;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代表着明清小说的高度。这些文化大家,代表了我们历史上那些群星璀璨的文化时代、文学时代。
而回眸上个世纪,那些众多的文化巨擘的风范和背影,我们依稀还能眺见: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陈寅恪、梅贻琦、梁漱溟、傅斯年、冯友兰、钱穆、赵元任。他们的文化思想,至今仍充满魅力,泽被后人。
他们是我们历史上真正的文化的大师、精神的大师和思想的大师,也由此,我们懂得了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大家,究竟该具有怎样的道德文章、人格特质、精神风采、人生境界、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
歌德曾说,成为一个文化大家,需要有高尚的人格、崇高的思想方式、创造力、独特的性格、非凡的才能、纯真而有力的观照、生活在其中的文化和精神的环境……我们从歌德的这番话中得到一些启发,这就是高尚的精神、安静的生命、宁静的心灵、道德自觉和智慧才能,是构成文化大家的重要特质和基本标准。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曾经总结过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大家,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彭斯等人,并盛赞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我们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
这种对人类文化大家的论述,至少概括了文化大家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对人们的生命和精神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具有引领人们前行的领袖和权威的力量,他们既是令人敬畏、景仰的,又是和蔼可亲的。
我们的时代需要真正的文化的大家,这样的文化大家是一位丰富了人类精神的人,他确实增加了人类的宝藏,使人类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他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毫不含糊的真理,他那似乎无不周知、无不探究的心灵里显示了某种永恒的热情;这样的文化大家,就像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所说:他是世界的眼睛,是世界的心脏,他要靠保存和传播道德情操、高贵的经历、优美的思想和历史的结论来抵制那庸俗文化的流行、繁荣……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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