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定格了货郎的背影

　　在我们这代人儿时的记忆中，有许多形象是挥之不去的，卖货郎算是其中之一。他们挑着扁担，两头的木箱内花花绿绿装满针头线脑、日用小百货，亦装载着货郎的人生梦境。货郎手中不时地摇晃起清脆的拨浪鼓，宣告着送货上门的真挚情怀。卖货郎的形象，如矗立在我心中的一座石碑，镌刻着时代的印记，也定格了货郎走乡串户的背影。

　　当家人买的当家货猴娃娃买个风葫芦

　　货郎游走在乡里村头，用脚步丈量着人生的征途，以艰辛的双手推开美好的门。他们的口中，不时响起“当家人买的当家货，猴娃娃买个风葫芦”的吆喝，继之“夹夹针搽脸粉，抹油油点口唇；针头线脑和顶针，剪子锥子小圆镜”。这粜卖声字字抒发出冲天的豪气……

　　拨浪鼓的余音萦绕在每家每户，叫卖声闯开人们的耳鼓膜。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货郎的货箱旁，几个颤颤巍巍的老婆挤不到前头，无奈地充当起观众；猴娃娃们被推得远远的，没多久又从大人们的腿腕底里钻进来；女人们围成一团，一圈又一圈地水泄不通，针都插不进。大家把腰弯得深，头颅埋在地下，口唇吻着货箱，大屁股蛋子撅在天空。你细细地观察着一把针钳，她精选着几支大号、二号或三号针。有一个女人拿起一块小圆镜，试着照了一下自己俊秀的脸蛋。这一照不打紧，突然一旁的婆姨“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那女人照见自己的嘴角上留有血印子的影踪，心里一股温情流出——“夜黑里死人咬烂人的口唇。”

　　货郎忙得两手抓，又要收钱，还要找钱，更要给大家称颜料——从那个小长方形的铁筒里挖出一小勺头的“品绿”，倒在书纸里包好；又在那个铁筒内掏两小勺“品红”，还要包装一些“品黑”。筒里的黑色颜料挖过三小勺，买主女人喊着“再给添上一些，少了不够用。出嫁女子做陪房，纳绣鞋，缝新衣，做枕头顶，都要染线子”。货郎笑着说：“添，添，添，出少钱，多添料。”说着就从筒里挖出少许颜料往纸包里倒，那女人又嚷嚷着说：“太少，不行，再添！”货郎面恼心不恼，脸上堆着笑说道：“好，再添就连我也添上，坐你灶台角角吃饱了再走。”不知哪个婆姨说：“快跟上这婆姨走，她长着个好东西，保管叫你吃个好、吃个够。”一句话说得人们前弯腰后背锅地不住地笑。

　　斤里大两里小麻绳头换花椒

　　我们村不远处有一个货郎，人们称其为“斤里大”，说的是他使用的秤在斤里数大，两里数小。此人所使用的秤，在斤里是他所收购的废品，如猪毛、头发、破鞋、烂袜、废麻绳等，一斤二三两才称一斤；在秤的两里是出售的货物，如大茴、花椒、辣面等调料，称出一两，却只有八九钱。

　　时间一长，人们都晓得了“斤里大”秤上的诈局，但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里乡亲，卖的东西又是家里一些没用的废品，心说“斤里大”你就看着办吧！如是，大家碰见他的到来，就喊他“斤里大”。他除了不恼而外，还高兴地呼喊起来：“斤里大两里小，麻绳头换花椒。”憨厚实诚的农村人，并不计较商人为利的把戏，只要“斤里大”一进村，人们把平时积攒起来的废物，一股脑地抱来，换回一些日用品。一些女人们没有废品，又手头紧缺，急需一些针头线脑，看着给上他几个鸡蛋，或者洋竽蛋什么的，“斤里大”也就笑纳了，挑起他的货担高兴地走了。

　　《辞海》释“货郎”为“挑担流动出售小杂货的小商贩”。有人追溯它的“娘家”说：“货郎儿的职业可上溯到宋朝，渐渐消逝于上世纪的80年代，在历史的长河上至少绵延了800多个春秋。”其实我在上世纪90年代还看到货郎的影踪，他们大都来自甘肃省的秦安。因为榆林有较大的杂货批发市场，货郎们不辞劳苦，长途跋涉，用批发的价钱购不少的小百货，便挑起担儿，摇着拨浪鼓，喊起叫卖声，游走四面八方，其乐融融，其情陶陶。

　　他们活动到陇东庆阳、华池一带的甜水堡、山城堡、洪德堡、麻黄山等地，又游走到宁夏同心、盐池地域的大水坑、惠安堡、下马关、韦州等处。他们以脚步换来生存的根脉，是为“好了一个嘴，苦了一个腿”。用智慧取小利，以“小本生意”养家糊口过日子。他们过着漂泊不定、风餐露宿的艰辛生活。每天抬动两只脚，行程几十里，进一个村只能赚到少许的小钱，有时还在这个庄子空跑上一回。暮投村里的小家寒舍，清晨天麻麻亮，又登程赶路。碰上好饭不客气地端碗，遇到劣食也没有丝毫的怨气。吃过了、住过了，会给主人放一点小物件表示感谢，主人实在不要的话，屁股一拍就走人。如碰见集会，货郎就在街头摆开小摊位，给赶集会的人们讨价还价做起生意，晚上找个简陋的小店一住。吃饭，就买几个干馍或一把挂面，借用店掌柜的锅灶，或热馍或下挂面，一边吃起主食，一边嚼着从灶房抽出的大葱，一顿饭就算结束。

　　跑南路闯关外人无喜色休开店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货郎担子已基本消失不见，但货郎还是有，只不过甩开了扁担，换成了坐车。这些小商小贩还是活跃在农村里、集市上，还是以游走的方式，漂泊不定的趋向做起小生意。榆林的镇川堡有百货齐全的批发市场，小商小贩便在此批发来一些成衣、床单、被罩等物品，尔后搭上汽车“跑南路”，到志丹、吴起、安塞、甘泉一带较偏僻的乡村，肩头扛起一个大布包，呼叫着来粜卖。更有一些年轻人敢“闯关外”，到内蒙古的乌海、磴口、乌拉特前旗及鄂尔多斯等地，背起毯子给蒙人送货上门；或者收购蒙地的皮毛，或者以物易物，换回一些药材，做到互通有无，搭建起两地人们物资交往的平台。

　　随着交通和社会的发展，货郎担子无奈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过，人们把过去的扁担，改换以摩托车、小三轮、小汽车的现代化机械的手段，在农村的乡里送货上门，出售大米白面、农用产品，又收购走农副产品，如是的交易方式和经营手段，仍然蕴含着当年货郎担的精髓。

　　客观地说，旧时货郎走乡串户是一种超前思维的定势，是一种开放式的、自由买卖式的、搞活市场式的经商理念。如是送货上门的理念，又不受时间的限制，任意选取自己所喜爱和需要的商品，还可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来一番不可占上便宜、获取一份可以得到好处的心理慰藉。人们还可以得到货郎这回缺什么货，下回一定带来的喜悦安慰。更不像供销合作社那时的售货员，掂起大架子，扳着脸盘子，没有挑选的份，价钱又是死杠杠。买了些东西，肚里装了一些气。生意的窍门，买卖的成交，是商家与顾客的心理交换，双方之间的距离其实就是抬头秤和低头秤的那点距离，亦是脸色的阴与阳的角度，而这点差距与角度恰恰就是一种心理的坡度。

　　正如民谚说“人无喜色休开店”一样，再如当代话说的“顾客就是上帝”。如是，过去的货郎行为，满足了购者的心理需求，很早就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消费理念，其深远的影踪一直漂浮民间。而公家设立起的供销合作社，一夜间就销声匿迹不复存在。

　　追忆逝去的货郎背影时，我们便重温了民间的那种朴素、真挚的交易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