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的记忆

　　在那“暂时困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儿时的我们在镇上读小学，语文老师讲授的《观刈麦》一课记忆犹新：“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白居易生于中原河南，那里的气候早于陕北两个节气，五月初的家乡正处于小麦吐穗、青黄不接的时候，等到“六月六”才能“新麦子馍馍熬羊肉”了。然而，五月的父老乡亲正是“锄禾日当午”的时节，他们期盼着“小麦覆陇黄”的到来，孩童期盼着端午节吃母亲制作的软米粽子和荞麦凉粉。

　　端午节的前一天，是母亲包粽子的时间。早晨起床，母亲将清洗后的大红枣和温水淘过的软黄米浸泡在水盆里，待两小时过后，再把新鲜粽叶（一种叫做竽子的阔叶）在锅里一煮，捞出冷却后便开始包粽子。

　　母亲用尺把半的翠绿叶片两手一弯，卷成锥形圆筒，先在小尖筒底放进一颗红枣，再在水里抓一把浸泡好的软米，轻轻地撒在红枣之上，然后插叶卷筒，加枣添米。三片叶子过后，圆溜溜、胖鼓鼓的粽子基本形成。母亲左手紧握粽身，右手将粽口一裹，用一根柔软的荪牛牛叶绳，一头咬在嘴里，另一头右手斜缠粽口，麻利地打个活结，很规则地放进锅里。村上的阿姨、婶婶、嫂子、姐姐互学手艺，红火热闹，往往聚在一起，谈笑风生，一家一家、挨门逐户地包过去。手艺不同，形状各异，一锅粽子五花八门：有插花叶的，有并排叶的；有尖锥形的，有三角形的，有两头方的。那时，在外工作的三大从银川捎回糯米、白糖，为我们的端午节锦上添花。勤俭的母亲在软黄米里撒面泡似的撒上几把糯米，煮出来的粽子黄白相间，既好看又好吃，是全村里的“高规格”。

　　傍晚时分，全村人开始煮粽子。一缕缕青烟袅袅升起，一股股粽香弥漫村庄。饥饿的孩子探头探脑，不时地偷揭锅盖，往火口里添加柴禾，然而粽子是当晚吃不上的。几个小时过后，玩累了的孩子呼呼大睡，煮粽子的锅里热浪翻滚，母亲将一块干净石板压在锅里，加水盖盖，再添加不易燃尽的碎状柴禾，微火焖煮，然后自己安心入睡。

　　早晨起床，母亲剥开热腾腾的粽子，盛在碗里，在软绵绵的两米粽子上撒进一调羹白砂糖，吃在口里香喷喷、甜蜜蜜、美滋滋……当年吃粽子的幸福感，至今难以忘却。那时只觉得粽子好吃，并不知道吃粽子意味着什么。直到六年级时语文老师讲述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故事，方知屈原的《离骚》《楚辞》等不朽诗作；知道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看到自己的祖国被侵略，他的救国梦想将破灭，心急如焚，大声疾呼，悲痛欲绝，于五月初五抱石怒投汩罗江身亡；知道的楚国百姓拿出饭团、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喂食鱼龙蟹虾，免得海生动物啃咬屈原躯体，以至后来人们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而为粽子，方知今人端午节吃粽子的深刻内涵。

　　端午节吃的第二种美食便是荞麦凉粉了。早晨吃过粽子后父亲匆匆上山劳动，直至中午一点以后才能回家吃饭。这时的母亲早已准备好了过节的午餐，站在大门外的硷畔上，凝神瞭望对面山上的小路。当父亲微弱的身影映入眼帘后，母亲几步小跑，回到屋里，手脚利索地拿起“凉粉挠儿”，在脸盆大小的凉粉饦上撩上凉水，将茶杯口大小、筛状带小把的“挠儿”在圆溜而光滑的凉粉饦上那么一旋，一根根细嫩的凉粉便从网眼里窜出来，母亲迅速将那粉条轻轻地抓起来放入青瓷小碗里，依次撒上盐面、韭菜、芫荽，浇上米醋、麻油、蒜汁——一碗凉凉的、酸酸的、水灵灵的凉粉就摆在了油漆红木盘子里。大汗淋漓的父亲将手中的锄头倒挂在窑面壁上，回家上炕、盘腿、端碗。只见他吱溜吱溜，吃得满嘴香喷喷、凉润润、美滋滋。荞麦凉粉就起面饼子，是炎热夏天里我们最喜爱的美味佳肴。直至今日，每当夏天回老家，姐姐为我们准备的第一顿饭就是起面饼子就凉粉。所不同的是，饼子是纯白面的，凉粉是绿豆芡的，质量更高了，味道更爽了。

　　端午节早晨，我们还把父亲采回来的艾叶和蒲草绑在一起，插在家门上端两侧，用以避邪。其实艾叶味道芳香、驱赶蚊虫、抑制病菌，父亲把五月的艾叶拧成要子，晾晒阴干，点燃熏蚊。当日，母亲给我们搓花绳绳，扎在手腕上；父亲给我们耳孔里填艾叶，耳朵上抹雄黄酒，防止蝇蚊蛇蝎叮咬，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今天，看到超市里摆放着五花八门的精装糯米粽子，深感今日生活的幸福；看到电视里直播的各式各样的龙舟划船大赛，更能感受到国人对过端午节的重要意义——他们不正是向着伟大的中国梦在奋力冲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