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日常生活禁忌（1）

　  日常生活禁忌，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禁忌。它们和其它各类禁忌相比，有着更普遍、更深刻的影响力。可以认为，它实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规则。旧时的日常生活禁忌，是农业社会中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许多禁忌如忌月、忌日等，与大工业生产的要求是不适应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或迟或早会被历史淘汰。但是另外一些禁忌，如作客待客禁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依然在民间存在着。
　  本节记述的是陕西这类禁忌中，有代表性的一些例子。

　  一、忌月、忌日
　  忌月、忌日，一般地说，即凶月、凶日。俗以为鬼魅会在凶月、凶日出来作祟，人们为了防止遭遇灾祸，忌讳在这些日子里从事某些活动。
　  吴堡县薛家忌三月和九月，在这两个月内不嫁娶，不办丧事，不修建，不糊窗户，不打扫窑洞，不掏炕灰。有些县忌在正月、五月和九月迁居。还有一些县忌在二月和八月迁居，俗谚日：“二八月，兔子不挪窝。”
　  旧时，许多人信奉“杨公忌日”。相传是宋朝术士杨救贫根据阴阳五行术推算出来的。每逢忌日，不嫁娶，不办丧事，不兴土木，不远行，远行者不回家。一年有13个忌日，从正月十三日开始，以后每月隔前一日皆为忌日。七月有两日，一为初一日，一为二十九日。以七月初一为界，前后各六日，依次是正月十三，二月十二，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七月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计十三日。韩城信奉此种忌日者各姓都有；乾县主要是杨姓，但外姓与杨姓同行时也得遵守。
　  往亡和归忌，是两种关于出行的忌日。往亡是出行时应避的日子，归忌是行人归家当避的日子。“杨公忌日”中有往亡、归忌的内容。此外，全省普遍主张“逢七不出门，逢八不回家”，也就是每月初七、十七、二十七不得出行，初八、十八、二十八不得归家。出行者如果估计在忌日可返抵家中，也要在外拖延一日，等过了忌日再回。宝鸡一带的往亡是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谚云：“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爷爷不出庵。”早在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就批判过这种迷信，他说：“涂(途)上之暴尸，未必以出往亡；室中之殡柩，未必还以归忌”(《论衡·辨祟》)。但直到今天，此种迷信在偏远地区仍有残留。
　  旧时，还有“忌戊”的习俗。自立春之日起，第一个戊日为“头戊”，每戊十天，共五戊，凡遇戊日不动土。镇坪等县还不扫地，不泼水。据说动土会垮田，扫地会刮大风，泼水会发洪水。第五个戊日需祭土神，叫“春社”，此俗现已废。另外，有些县还有一些忌日，例如富县初一不嫁娶，初九不立房，十七不埋葬，等等。
　  忌针日，是流行于妇女中的一种忌日。在忌日内，不动刀剪针钱。这些日子有：
　  正月初一。据说这一天诸神和祖先的灵魂在家中，动针会误伤它们。
　  正月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岐山县俗谚云：“七鼓，八寡，十聋，九哑。”也就是初七动针会患鼓胀病，初八会死丈夫，初九会变哑，初十会失聪。
　  正月十一日。岐山县认为动针会刺烂自己脚后跟；扶风县人认为能刺死自己的孩子；武功县人以为会招致“乌鸦拔麦田”，从而歉收。
　  正月十二日，是“老鼠嫁女日”。岐山、蓝田人认为动针会惊动老鼠。它们会向人报复，咬烂衣物，甚至使人患老鼠疮。
　  正月十三日。武功县人认为动针会给自己“扎”下“穷根”，今后永远富不起来。
　  正月十五日。扶风县人认为会刺烂自己的奶头，从而长奶疮。
　  正月十六日。此日妇女结队出行，叫“游百病”。动针者会患百病。
　  正月二十日，补天补地节。蓝田县人认为动针会给自己“扎”出“穷窟窿”，使家庭变穷；扶风县人认为会刺烂孩子的牛痘。
　  正月二十一日。武功县人认为会刺得自己的家庭人丁稀少。
　  正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蓝田县人认为动针会患疳病。
　  正月二十九日。蓝田县人认为会刺瞎自己的眼睛。
　  二月初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动针会刺伤龙目。
　  清明节，妇女结队出游，禁针三天。
　  由于这种忌日多在正月，武功县流传着这样一支歌：
　  过了正月二十三，懒婆娘泪不干；
　  有心上了吊，还有月尽那一天；
　  有心寻个绳绳子，还有清明一个禁禁子。
　  对忌针日，建国后青年女子一般不管，也不信。但由于一些老年妇女的传教，至今在农村中仍留有影子。

　  二、语言
　  语言禁忌之一种，是名讳禁忌。古代指不直呼君主或尊长的名字，凡遇到和这些人的名字相同的字面，就采用改字、缺笔等方法来回避。例如，西汉因避女强人吕后之讳(雉)，将雉改称“野鸡”；唐代因太宗名世民，将观世音菩萨简称“观音菩萨”，玄奘干脆改译为“观自在菩萨”；清圣祖名玄烨，耀县五台山太玄洞改作“太元洞”；孔子名丘，后人将“丘”字改写成“E”，并将丘姓改为“邱”。另外，文人还避家讳，司马迁父名谈，司马迁在《史记》中改赵盂谈为赵孟同；诗风特异的李贺为避父讳(晋)，不能考进士。这类例子在古籍中俯拾皆是。
　  名讳禁忌今天依然存在，例如禁止子女直呼长辈的名字。晚辈称呼长辈时，一般以辈分代替名字，如“爷”、“婆”(祖母)、“大”(“爹”的古音)、“妈”、“舅舅”、“妗子”等。下级称呼上级时，多以职务代替名字，如“赵乡长”、“钱书记”等。在有些县，就连长辈也不能直呼某些晚辈的名讳。清涧县，岳父、岳母忌呼女婿之名，而以姓加“女婿”称谓，如“孙家女婿”；娘家对已出阁之女以婆家的姓称谓，如“李家”；公公婆婆呼儿媳时，以儿子之名加“家”字，如“牛娃家”；儿媳生育后以其孩子之名加“妈”字，如“兰兰妈”。
　  民间认为，语言和它所代表的真实内容之间存在着某种完全一致的效应关系，说福能带来福，说祸能招来祸。在这种俗信的基础上，产生了对不吉利语言的禁忌。潼关塬离秦岭很近，塬上的人常赴山中砍柴。旧时，常有人因途中他人说了“狼吃了”、“你今(天)要落崖”等话而不进山。民间在喜庆场合极忌讳不吉利语，如果必须说，就得改换一种说法，如把“死”改为“老了”、“升仙了”，将制棺材叫作“盖房”等。一些职业集团还有自己特有的禁忌语，如商人忌言“赊”，便将蛇改称“长虫”。白河县的商人把舌头改称“赚头”，将猪舌头叫作“猪赚头”。商人忌言“住”，把箸改为“快”，后来写成“筷”，现在“筷子”已取代箸成为社会通用词。有时候，某些职业集团的禁忌语会被临时与他们发生关系的人接受，如乘船时不但船主忌言“沉”、“翻”、“倒”，乘客也忌。白河县把船“到了”称为“拢了”；将“倒了”改为“顺了”。

　  三、服饰
　  对服装颜色的禁忌，是中国服饰禁忌的一大特点。从隋朝开始出现的“品色衣”，至唐代乃形成制度。虽然宋、明、清各代的具体规定不同，但都把官品和服色联系了起来。在唐代，皇帝的服色为拓黄，官僚自一品至九品，服色以紫、绯、绿、青为差。因此，禁止民间穿黄色衣服，违者会被认为“要造反”、“想篡位”。唐代平民多穿白衣，称为“白丁”，当时不忌白衣。后来，在国内其它地区因印染术的发展，人们普遍穿上着色衣服，并视白衣为丧服，忌在喜庆场合穿戴。陕西有些地区在喜庆场合仍穿白衣。据《同官县志》记载，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该县东南乡依然如此。对陕西这一特有习俗，参看本篇第三章第五节《年节禁忌·春节禁忌》。旧时，城市中忌戴绿头巾，唐代长安人颜师古云：“绿帻，贱人之服也。”明清两代，绿头巾是优伶、娼妓等从事“贱业”者戴的，故为一般人所忌。民间忌艳色，不论男女，如果穿得太华丽、鲜亮，就会遭到非议，认为是“不正派”的人。
　  中老年人尤忌艳色，否则被认为“不庄重”，是“老来俏”。从前，在种种禁忌的限制下，陕西男子和中老年妇女多穿黑、蓝、白三色。在干旱地区，几乎全是黑色，因为不显脏，不需常洗。青年女子的服色，非红即绿。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以上禁忌逐渐被打破，服色日益丰富多彩了。
　  衣服的款式，传统的要求是遮严身体，忌裸露，女衣对此要求更严。例如，唐代女装主要由裙、衫、帔三件组成，裙长曳地，衫子的下摆裹在裙腰里面，肩上再披着长围巾一样的帔帛，将全身遮蔽得十分严密。后世有“男不露脐，女不露皮”的要求，违犯者会被认为“伤风败俗”。革命战争年代中，长征到陕北的男女红军战士，保持着在水田劳动的习惯，将裤腿编(挽)在膝盖上面，曾引起当地民众的惊奇，民歌云：
　  三月里来三月三，
　  如今的世事大改变；
　  男当红军女宣传，
　  裤腿编在大腿弯，
　  走路实好看！
　  建国后，夏季短袖衫得到普及。近年来，城市夏季女衣开始流行裸露胸、臂、腿的款式，但农村仍然忌穿这类“奇装异服”。
　  官员和平民的头衣，自古就有显著区别，忌平民戴官员的头衣。汉代官员可以戴冠，这是加在发髻上的罩子，很小，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平民只能戴一种叫帻的头巾。唐代出现的幞头本来是一条头巾，裹幞头时两个角朝前系住发髻，其余两个角在脑后一结，多余的部分自然垂下。北宋官员们戴展脚幞头，身份低的公差、仆役戴无脚幞头。明代官员戴由幞头演变来的乌纱帽，劳动人民依然裹巾。在这种历史背景影响下，直到现代，陕西农民仍然习惯戴头巾。陕北男子戴毛巾，巾角在脑前自然垂下；关中和陕北女子戴手帕，“手帕头上戴”成为“陕西十大怪”之一种。戴头巾也有一些忌讳，巴山地区无论男女头帕的长度要足丈，取其“满十”；宽一尺二寸，取意为：“全年走运”、“月月见喜”。认为尺寸不足会导致“运气”不足。忌讳别人坐在自己的头巾、帽子上。忌别人抛掷自己的帽子，有“欺人不欺帽，欺了帽，一头臊”之说。帽子要挂得比衣裤高些，忌将其与鞋袜放在一起。
　  忌男穿女衣和女穿男衣，违者被认为是在混淆“两仪”，是“人妖”。建国后，女穿男衣者增多，人们已经见惯不惊。忌穿戴不整齐，忌歪戴帽子，忌不系衣扣，忌衣服破了不及时缝补，忌赤脚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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