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村庄

　  陕西各地除山区有散居户外，平原地区多连户而居，由许多家庭聚集一处，构成一个村庄。绝大部分村庄都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自发形成和演变的。一般来说，它们分布零散，构成简单，布局多结合山川地形自然成趣。人们为了种田吃水两便，住宅大多建在背山面水的向阳处，这就是古人说的“循泉滨河而居”、“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既防洪涝灾害，又便于浇灌肥田沃土。因而最典型的村落往往依山傍水，构成了中国山水画里常见的景观。由于村落的集结是人们为了便于生活而自发聚居一起形成的，故而人们习惯上称它为“自然村”。
　  自然村的分布和规模则视山区或平原的农业生产条件而异。关中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号称八百里秦川，自古就是重要的粮棉产地，全省主要大中城市集中于此，人烟稠密。其土地只占全省面积的19％，人口却占58．53％，人均耕地不足1．5亩，粮食产量却占全省总产的2／3，提供的商品粮食、棉花、食油、蔬菜占全省70％以上。由于粮棉产量高、交通便利、文化、经济都发达，自然村的规模和分布较陕北、陕南相对要大、要集中。许多县都有著名的几大村、几大镇，如兴平县的赵村、周至县的尚村、户县的宋村等，都是400户以上的村落。据调查，关中腹地的杨陵区，其自然村人口在500人以上的占20％，100人以下的仅占8％左右，这与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有直接关系。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沟壑纵横，地广人稀。土地占全省面积的45％，人口仅占全省的13．75％，人均占有耕地虽在3亩以上，但却干旱少雨，粮食产量低，历来经济落后。这一地区的自然村大多规模较小，而且分散。据过去的调查，位于延安山区的枣园，其自然村70％以上为11户至30户的小村落，100户以上的仅占0．6％，1～10户的占9．7％。
　  陕南地处秦巴山区，除汉江两岸的汉中、安康盆地，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外，大部分地区都是两山夹一川或三山夹两川的山地，境内河多、沟深、坡陡，交通不便，地少人稀，土地占全省面积的36％，人口占27．9％，大部分耕地是山坡地，如镇安县的山坡地就占耕地的95％，其中坡度大于30。的约占42％。山区由于地形复杂，一般自然村规模较小，分布零散，如洋县塘湾长龙地区，大潭沟一个生产队19户人家分散在16处，有的一个生产小组分布在几个山头，靠桥或小船联系。村民为了利用平缓地带种水稻，而把家安在半坡上，既避免洪涝灾害，又不与农争田。
　  村里的道路，宽的称“街道”，窄的称“巷子”或“巷道”，院落房舍多沿街道或巷道两侧布置。较大的自然村在村中心或村头，一般有公用的祠堂、庙宇、戏楼、碾磨坊、水井、涝池、学校等公共设施。旧时的祠堂和庙宇多为村人设私塾教蒙童的地方，有时村中豪绅或头目也在这里议事、处理村务。戏楼除了节日或过会演戏，平时多为闲散之人聚集闲聊或小孩聚集游戏之处，现今戏楼广场则成为村民们碾场和集会的地方。
　  关中、陕南称“堡”的村庄，大多在村周围筑有土城，挖有城壕，还设有城门，用以防御盗匪。小者可容纳十余户，大者可容纳百余户。平时村民在堡外耕作，遇有匪患则入堡关闭城门而守卫。其遗址至今到处可见，完好者仍有居民。陕北地处边远，盗匪出没无常，为了防御兵灾匪患，过去一村或一族便在沟壑险要处修筑土城。城墙上可行人，转角处有城楼，城内挖窑洞，内有长达数里的暗道，叫“窨子”，可直通沟崖。这种窑洞可攻可守，俗称“崖窑”。窑里有水井、仓库、碾磨和生活用品，还存有土枪、石头砖块等以备御敌。村民平时吃住在家，一闻匪警，便搭梯攀绳躲人窑内，抽掉绳梯，用土枪石块防守。寡不敌众时，还可从暗道逃走。一般在窑内躲上十天半月不成问题。现在国泰民安，崖窑用不上了，但在陡峭悬空的崖畔上仍可见其遗迹。
　  有些村庄在村外道路的冲要处还建有门楼式的牌坊，俗称“牌楼”。通常由四根并列的石柱构成，上面再横架石额枋连为一体。石柱上镌刻歌颂性的楹联，额枋上有人物故事的浮雕。这是明清时期的统治者为了旌表该村居民出了“嘉德懿行”而建造的纪念物。常见的以“功德牌坊”和“贞节牌坊”居多。有些地方至今仍有遗存。
　  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将地缘关系较近的若干小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基层管理单位，便称为行政村或乡镇，行政村是扩大了的村落。村庄除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需以货币为媒体的物资交易，于是在十几个乃至数十个村庄的中心便形成了集镇经济及各种店铺。无论自然村或集镇经济的形成，都表现了乡里社会的民风民俗，都与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习俗相关联。
　  自然村的地名异彩纷呈，各具特色。许多村名都具有民俗文化色彩，反映出一种民俗心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以姓氏为名的村庄，如“张家村”、“李家村”、“荆家庄”、“夏家营”、“殷家坝”等，这种村庄大多是以家族为核心组成的，一个村庄便是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最初可能是一家一户定居在这里，后因世代生育繁衍而形成大家族，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分家另居，终于发展成一个村落。村中的居民都是同姓，有共同的祖先和祠堂，同辈人取名的字大多有序可循，基本不乱。这种村庄随着历史的变化，世代居民的迁移混杂，叫“李家村”的地方未必都住姓李的人，但外姓人极少，处于从属地位，它虽已不是单一姓氏的村庄，但仍以一种宗族文化的民俗衍生物流传了下来，表现了一种重宗族家嗣的民俗心态。这种村庄分布很广，据《临潼县地名志》载，在全县1632个自然村中，得名于姓氏的村落达800多个，占自然村总数的50％，在全县的263个姓中，85％的姓都有以本姓氏命名的村庄。从这个统计数字便可窥见地名上冠以族姓的村庄在陕西全省所占的比重了。
　  二是亲族联合体的村庄，它是由姻亲关系联合起来的几个大家族组成的，这种村庄在陕西各地也很普遍，它的命名多冠双姓于前，如“潘冉村”、“田王村”、“赵李村”等。这种村庄的居民多有拐弯抹角的亲属关系，而在处理村务上则又常常表现出宗派势力的矛盾。
　  三是杂姓聚居的村落，它由许多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家族组成，相互间没有主从关系，也无先后差别。这种村庄的居民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构成了一个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互助群体。这种村庄多以附近的建筑物或当地特产及地理地貌的特征命名，如“板桥村”、“禹王村”、“枣树弯”、“柳林沟”、“大河坎”等。
　  四是以祖籍地命名的村庄，其村民大多是因战乱或天灾人祸，由外省外县举族迁移而来的，这种村庄大多集中在交通便利、谋生门路较多的地方。如户县涝店镇有个余姚村，村民中既无姓余的，也无姓姚的，全村人都姓严，其祖先在南宋时为避金兵之乱，从浙江余姚县迁移而来，为了不忘祖籍，故把他们居住的地方叫“余姚村”。据族谱记载，这个村的居民从南宋至今已历30余代了。又如在各大中城市的车站码头附近，大多有河南人或山东人聚居，他们有的是在清代为了逃避天灾饥荒，其祖先由原籍迁来的；有的是在抗日时期为逃避水、旱、蝗、汤四大灾害，挑着担子，一头装着孩子，一头装着衣物，长途跋涉而来陕西定居的，村民至今仍保留着家乡的方言口语和饮食习俗，人们就将他们的聚居地称为“河南村”或“山东村”。表现出数典而不忘祖的民俗心态。
　  五是以动物名称命名的村庄，如“龙首村”、“白鹿原”、“虎头桥”、“龙江铺”、“盘龙山”、“燕子河”等，反映出图腾崇拜的民俗心态。
　  六是以吉祥用语命名的村庄，如“太平村”、“吉祥村”、“永宁村”、“永乐店”、“吉利坪”等，反映出人们祈求康乐安宁的民俗心态。
　  七是以少数民族的姓氏和语言命名的村庄，这种村庄在陕北至今仍有遗存。从殷周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在陕北的历史上曾有羌、氐、戎、狄、鲜卑、匈奴、吐谷浑、女真、蒙古、高丽等20个游牧民族与华夏族杂处混居，随着岁月的变迁，有的民族已被汉族同化，他们的族称乃至姓氏已从历史上消失了，但以他们的姓氏、语言命名的村落却一代又一代地沿用至今。如洛川县禾丰乡有乞弗、普乃(今讹为堡乃)就是以鲜卑族乞费氏、普乃氏命名的村落；富县与黄陵县接壤处有个寺仙村，据出土考证为高丽族似先氏命名的村落；富县的屈男村(讹为屈南)、钳饵(讹为钳儿)、洛川的铜鞋(讹为桐地)、隽蒙(讹为进蒙)、罕井(讹为侯井)，都曾是以羌族的姓氏、语言命名的村落；神木、府谷等靠近内蒙的地方，有许多以蒙古族语言命名的村庄，如摆言采当(蒙语意为有福气的草滩)、大保当(灌木丛草滩)、石圪台(长紫花灌木的地方)、起鸡合浪(花园)、哈拉寨、中因同(库伦之意)等等。以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村落都是民族融合的遗存物，表现出民族文化互相渗透的特征。
　  八是以历史掌故命名的村庄，如扶风县的绛帐镇原名齐家埠，因东汉经济学家马融曾在此设绛色纱帐讲学，为了纪念这位教育家，故而后人将该地改为今名；又如长安县有个桃溪堡，相传唐代诗人崔护当年曾在该村东头第一家讨水解渴，留下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佳句，从而演出了赠水姑娘陶小春死而复生的喜剧，故将该村名一直保留至今；又如临潼县有个西泉乡，《长安志》载“有一牛犊落人东泉，母牛悲鸣，牛犊之西泉而出，曾名‘牛犊泉’。”；大荔县有个“结草村”，据传是春秋战国时，秦晋两国交战，有一亡魂为了报恩，结草成环，绊倒秦将战马的地方，故有“南结草”和“北结草”两个村子，村民为了纪念当时作战的晋国大将魏颗，从此以后全村人世代都改姓魏了。又如陕北延长县有个“舍利庄”，当地老人讲，因在历史上这里曾设过账济灾民的舍赐点，故得此名。如果没有解释，谁也猜不透它的意义和由来。可见许多村名不是随意叫出来的，它往往寓有某种特殊的含义。深入研究村名的历史渊源，便可窥见它潜藏着的传统民族心理特征，它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民俗文化浸润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