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湖区回族方言（1）

    因回族先民来自国外不同的民族，其语言又分属多种语系，故不可能产生新的语言和文字，加之伊斯兰教自唐传入，穆斯林沿“坚守信仰，适应社会”的道路，所以西安回族方言是以汉族语言中的关中方言为主体，并吸收了其他民族语言和外来语言，汇聚凝成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西安回族方言。它不仅保留着回族形成初期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大量词汇，还有一些维吾尔语、古汉语等词汇和构词。比如至今回坊的大人呵斥小孩时常说：“哈瓦尼劳叨，说着不听，伊纳儿行匪”。其汉语用意即“这小家伙真调皮，说着不听，偏要淘气”。“哈瓦尼”（即小家伙）系阿拉伯语，“劳叨”（即调皮）系波斯语，“伊纳儿”（即偏要）系维吾尔族语，“行匪”（即淘气）系古汉语。一句话由数种语言组成。
    回族方言的形成，与西安回族的形成密切相关。在新的共同语言尚未形成之前，元代时期回族人还多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通用语言。公元七世纪中叶，阿拉伯人统治了波斯，波斯人开始用阿拉伯语拼写波斯语。由此阿拉伯语曾成为波斯的官方语言，进而在波斯的一定范围内成了普通话。继后波斯重新奋起，又恢复了自己的语言。虽然如此，但波斯语中还是融进了不少阿拉伯语词汇。后来进入我国长安的波斯人既通晓波斯语也会阿拉伯语，元代的回族以此两种语言交替互用。至今在西安回族方言中有些词汇，阿、波两种语言仍二者兼有。例如现在常用的阿语“夫路斯”（货币），“尔格立”（智慧），“索勒梯”（形象或脸色）和波语“古拿哈”（罪过），“乃麻孜”（礼拜），“板岱”（我）等。
    西安是以汉族为主繁衍生息的地方，元代回族虽数以万计，并通用阿语和波斯语，但对广大的汉族而言仍是少数。受语言障碍，必然会给生活、生产等方面带来诸多不便，为繁衍生息和谋求发展，就学习汉族文化，适应社会生活需要。回族是一个富有智慧和善于学习，适应性较强的民族。回族文化的发展与学习吸收汉族文化密切相关。正由于这样，元代就出现了不少享有盛名的回族汉学家、书画家和诗人，如高克恭、赡思、萨都刺、伯笃鲁丁等。长安回族在初学汉语时，因不能精确的辨别词义，在使用中出现了一些复式词前后语素颠倒等现象，如“该来”（应该），“任便”（随意），“路道”（道路），“求祈”（祈求）等，世代相传，约定俗成，这些词汇至今仍在西安回族生活中沿用着。
    据元代石刻记载，当时回族在学习汉语时，还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时称“小经”或“小儿锦”。所谓“小经”是对“古兰经”相对而言。“小经”是用汉语方音对音拼写，因此，长安回族拼写的“小经”因具有地方方言特点，外省回族也很难读懂。“小经”因无汉语的四个声调，在拼写汉语同音词时很难区别，尽管如此，回族创造了汉语史上最早的拼音文字，为回族学习汉语起到了辅助作用。长安回族为了诵读《古兰经》和研习宗教常识，历来都有学习阿语和波斯语的传统习惯，在学习汉语中，“小经”仍是学习的工具书。
    约明代十五世纪中叶，在西安出生的回族子孙后代由于逐渐不通阿语和波斯语，便以汉语取而代之。因定居关中地区，其方言也带有关中方言色彩。方言中保留大量的阿语和波斯语词汇，反映了回族本来原有自己语言的特点和其历史的轨迹。但“回族方言”和“回族语言”，概念各异。明末，陕西著名伊斯兰学者胡登洲提倡“经堂教育”，其宗教术语即由汉语、阿语、波斯语融会贯穿运用语法结构组成。而回族日常生活中大量汉语词汇更被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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