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图书馆：最初选址在后海 梁启超曾任馆长

后海现在是时尚和小资的地方，但你知道吗？京师图书馆——就是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最初馆址就选在后海边上的广化寺。国家图书馆曾经历过哪些变迁？又有哪些学术大咖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让我们走进国家图书馆的百年历史。

建馆时间：1909年

馆址变迁：广化寺→国子监南学→文津街新馆→抗战时南迁→白石桥新馆

从开始就被建在荒僻地段

受欧风东渐的影响，戊戌变法前，一些有识之士倡言仿效外国，建立公共图书机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以体仁阁大学士兼掌学部，次年为筹建京师图书馆购湖州姚觐元“咫进斋”和扬州徐乃昌“积学斋”私人藏书入京。宣统元年（1909年)，设立京师图书馆的奏折上奏到了摄政王载沣手里。载沣批给京师图书馆的地方，是今天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北边的广化寺，广化寺以及后来迁居的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文津街，在今天看起来都是北京城内文化深蕴之处，但是百年之前，这些地方都是紫禁城外西北部不起眼的地方，但总算是给图书馆安了个家。次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是为北京图书馆之前身。

广化寺馆舍狭窄潮湿，不宜存放图书。当时这里交通不便，来馆阅览者不多。1913年10月便停止接待读者，筹划馆址搬迁。经多方考察，教育部议定新址设于方家胡同东段路北原国子监南学旧址。 迁入“南学”后，京师图书馆条件有所改善，于1917年1月26日再次开馆，正式接待读者。第二次开馆时的京师图书馆，已经是在民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开始归北洋政府，后来归南京政府。

经费短缺，曾一月换一两个馆长

民国时期的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这一时期图书馆第一个特点就是缺钱，经费无法落实。京师图书馆从成立起就一直财政困难，虽有拨款但始终不能到位。从1909年就一直苦撑着经费短缺、甚至开不出工资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当时教育部有个制度，就是由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动荡直接影响到京师图书馆，兼任馆长的官员走马灯似的更换，换得最勤时一个月甚至换一两个。

1920年代，宣武门外开办分馆，后来叫京师第一通俗图书馆，就是现在首都图书馆的前身。

文津街新馆从圆明园遗址移来文物

1931年，北海西侧文津街新馆告竣，新馆从圆明园遗址移来一些文物：主楼前一对华表，与天安门的两对华表极为相似；圭形昆仑石一块，上刻乾隆御制诗；大门内左右各一通石碑，一为乾隆御制《教谕骑射碑》，一为文渊阁前的树碑，均为满汉文合璧；大门外一对石狮原为长春园东大门旧物。馆前街道原无名，因馆内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而得名文津街。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后，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一路南迁，先是到了长沙，后又辗转昆明。抗战胜利后，图书馆又回到北平。1983年位于白石桥的新馆工程破土奠基，1987年落成使用。1998年12月，图书馆更名，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对内称“国家图书馆”。

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京师图书馆初建时，所藏图书取自国子监南学和内阁大库，包括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和南宋辑熙殿珍本、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还采进敦煌石室所藏唐人写经本八千卷以及一些著名私家藏书，共有各类珍贵文献、善本等约10万册。

文津阁中的《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在文津楼中，仍是原架、原函、原书完整地存放着。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在6144个书函中，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128个书架上。夹板、丝带、铜环一如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图书馆与名人

●梁启超

梁启超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积极倡导者，曾于1925年到1927年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作为馆长，最令梁启超为难的事是经费不足，政府拨款不到位，他上任后给相关的负责人写信说：“开办伊始，非经费到若干确实程度，不能令馆长安心办事”。

为缓解困难，梁启超采取内部节约措施，从馆长到员工压低薪金：馆长300元，副馆长250元，图书部主任200元，普通员工每月不超过百元。外宾造访的招待费用，梁启超都从个人薪金中支付。实际上教育部不曾依约向京师图书馆拨款分文，为了维持馆务的正常开支和员工生活，梁启超奔走借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将个人十余年积存的永年人寿保险单由信托公司押借现款，维持馆务运转并给员工发了一年工资。做完这件事之后，他迫于馆务难以为继，写了两封辞职报告，获准后就辞职了。

梁启超的后半生对图书馆的工作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在他去世前还留下遗嘱，将其所藏图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图书馆，以供读者阅览。

●陈垣

陈垣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一生最大的嗜好，便是读书。191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从承德运到北京，存放在京师图书馆。陈垣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从此他每天都要走三四个小时的路，到京师图书馆去阅读这部书，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风雪骄阳，从不间断。陈垣每天自带一顿午饭，到中午喝点水，吃些冷饭，再继续阅读，不到图书馆关门绝不离去。就这样，陈垣苦读了十年，对这部书有三千四百七十多种书籍的大丛书进行了全面研究，成为近代以来我国第一位通读过《四库全书》的学者。在陈垣的治学生涯中，曾先后担任过京师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这对他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他是图书馆的领导者，也是图书馆的忠实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