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改变历史：拿破仑因痔疮输滑铁卢

资料图：拿破仑。

埃博拉病毒继续肆虐，弄得全世界人心惶惶。想起好些年前的非典，忽然觉得有时疾病就像是一种提醒——提醒乖张的人类，这世界未必总是由我们做主。

每回闹什么疫情感染时，身边总有人会去翻看加缪的《鼠疫》，算是应景，也算是时尚潮流之一种——我不知道。不过我喜欢看一些关于疾病的文化史方面的书籍，每回看，总有所得——原来疾病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侧面。

譬如，1812年拿破仑率60万大军征讨俄国惨败而归，倒非俄国将士几多英勇，而是斑疹伤寒的蔓延，以每天致死6000名法国士兵的速度，成为真正击溃拿破仑的绝杀武器，进而直接改写了欧洲近代史。

又比如《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里曾说道，拿破仑在滑铁卢输得精光，“史家可以引述100条不同的理由，可是，他们很少把这个人痔疮发作的事情列入其中，可是，因为痔疮发作，这位伟大的战略家就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部队了。”俄国的斑疹伤寒抵挡了拿破仑的长驱直入，拿破仑自己屁股上的痔疮，则使得他终究不能称霸欧洲，关键时刻的某个小毛病，或许真的足以令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戏剧性的改变。

而使欧洲的大地长期陷入在疾病的阴影之中的，可算是持续200多年的鼠疫了。几乎一半欧洲人死于这场大瘟疫，据说1386年的维也纳，逃过鼠疫魔爪的，全城仅有5人。而据日本学者滨田笃郎的《疾病的世界地图》一书介绍，鼠疫大流行又促使瘟疫预防制度在意大利的威尼斯诞生。这套制度规定，自东方归来、即将入港的船必须先在海上停留40天，确定乘船者无人感染瘟疫，才可以让船只登陆。此后多处地中海沿岸港口都沿用了这套制度。40在意大利文里是“quaranta”，此后英语中的“检疫”一词，即写作“quarantine”。

即便那个煊赫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其衰落也一样和疾病有关。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特赖特的著作《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中，他写道，公元前一世纪，一种异常危险的疟疾在罗马附近的低湿地区流行，并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酿成大流行。传染范围先是局限在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帕尼亚死了许多人，继而整个地区都被抛荒，成为名声不佳的疟疾流行区。

同时，疟疾也导致意大利-罗马人胎儿的成活率急剧下降。而且，因难以治疗的疟疾引起了人们身体长时间的患病和虚弱，缩短了人的寿命，自然也导致国力衰退。身体持续病患，造成了罗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现象。此后的国力日衰，也就可以想见了。

对于疾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美国著名医学史家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在《疾病的文化史》里写道，“既然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出现过疾病，那么，一切人类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并且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付它。”

对于疾病之于人类历史的重要影响，美国著名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则是一本不可不看的杰作。这部书最厉害的地方，当然是因其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极大程度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知，至今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经典著作。

我们知道，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霍乱等知名流行性疾病是近代人类的主要致死凶器。戴蒙德提出的问题是，当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带去的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比直接杀死的要多得多。那么为什么病菌传播是单向的，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的病菌杀死西班牙的入侵者，或者传回欧洲杀死欧洲人呢？

在戴蒙德看来，之所以旧大陆入侵者带来的病菌都是单向传播的原因在于，一是因为新大陆地区出现稠密人口的时间稍晚于旧大陆，也就是说还没有给病菌足够的演化时间；二是美洲的三个人口稠密区，密西西比河流域、中美、安第斯山脉之间，互相来往也并不频繁，导致病菌传播的可能减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新大陆没有这些旧大陆被驯化的群居动物，换句话说病菌来源本身就有限。

也就是说，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达，人与牲畜的接触增多，导致了高致命病菌的产生，而在一次次瘟疫中，旧大陆人的免疫力不断提高，而病菌的杀伤力也不断增强。相比之下，新大陆的农业发展迟缓，病菌来源少，于是人群的抗体也少。因此，当旧大陆奔向新大陆时，除了他们的坚船利炮，随身携带的病菌也开始了对新大陆的征服。最终，新大陆的土著，既死于枪炮刀剑的突然致死，也死于欧洲人带来的各种慢性疾病的病菌。而这些因素统合在一起，构成了近代人类命运的历史。

就像《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的作者理查德·扎克斯所说的，“历史不再是按照逻辑从战斗走向战斗、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哪怕这些逻辑就像教室的钟摆一样，嘀嘀嗒嗒催你入睡。”因此，当我们仅仅将一场疫病的流行、一粒药丸的诞生乃至一位名人的咳嗽、感冒、痔疮视为一份冷冰冰的医学事件，那么或许我们也一并错过了观察人类历史的一种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