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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浑雄苍茫的陕北高原间的延安城,自古以来便是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地方,近代红色延安更是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后延安经济出现了第一次腾飞,如今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
边陲重镇:金戈铁马古战场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北接毛乌素沙漠,南邻关中平原,是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过渡带,上千年来这里战火纷飞,上演着一幕幕英雄的传奇故事。
据延安市方志办主任刘占平介绍,约在公元前13世纪,延安属于独立的方国鬼方之域,时值中原的商代,商帝武丁发动了大规模讨伐鬼方的战争。《周易·既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是迄今所知延安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西周,延安为犬戎与猃狁领土,到春秋时成为白翟部族居住地。白翟部族是一个游牧兼狩猎的少数部族,晋公子重耳曾流亡白狄12年,即居住于延安一带。后来重耳入主晋国,为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初,三晋分家后的魏国非常强大,由名将吴起夺黄河以西地区,在今陕西渭南、延安一带置西河郡,吴起为郡守。这是文献记载最早的延安地方长官,如今延安市境内的吴起县便是因此得名。
后秦国经商鞅变法强大起来,商鞅领军败魏军于雕阴(今延安富县与甘泉交界处),斩首8万余,俘魏将龙贾。秦惠文王八年,魏纳河西地予秦;十年,魏纳上郡15县(今宜川、延安一带)予秦。延安始属秦。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年),秦在陕北置上郡,郡治肤施(今延安北、榆林市南),延安属上郡。秦在延安一带置高奴县,县治在今延安城东尹家沟。这是延安筑城之始,其城垣至今犹存。
秦亡,项羽三分秦地,封董翳为翟王。翟国立都高奴,统辖原秦之上郡,这是延安史上第一次作为王都。不久,汉王刘邦北出关中,翟王董翳降,翟国遂亡。刘邦仍于陕北一带置上郡。
时匈奴崛起,整个陕北成为汉民族抵御匈奴的前线。秦统一六国后,大将蒙恬统兵30万北击匈奴,为方便交通,秦王朝修建了从首都咸阳到边关的秦直道,即古代的高速公路,高奴县为这条高速公路上重要的城市,很多后勤物资都储存于此。汉武帝时为加强此地的防御力量,大量移民和屯戍,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至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向北方移民130多万人,延安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这些人口的到来,使陕北的农业经济空前发展,被誉为“新秦中”(意为富庶如关中)。汉虞诩《奏复三郡疏》有“水草丰美,上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描述。
西汉宣帝后匈奴逐渐衰败,到东汉末年,大量匈奴人向陕北腹地南迁。三国时天下大乱,陕北虽名义上属中原王朝势力范围,但是无论是曹魏,还是之后的西晋,都未在陕北置郡县,未建设有效的统治。东晋南北朝时期,陕北更是兵火连年,先后被纳入后赵、前秦、后秦、大夏版图,统治者如走马灯似的,兵强马壮者即可统治这里。
隋唐时,中原王朝异常强大,唐太宗更被北方的胡人尊为天可汗,延安已不算在边关之内,这种平静的日子到宋初时被打破。时西夏兴起,元昊建国后的第二年,便开始对宋朝边境大举进攻,延安正处于两国交界之处。北宋宝元二年(1040年),西夏与宋朝在延安进行决战,即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此战为西夏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立国基础,而对于宋朝来说,则使西北边患大盛。
元明清时,中原王朝势力强大,即使是版图最小的明朝,西北的边境线也在塞外,延安因此保持了长久的太平。只是在明朝末年,从天启五年(公元1620年)开始,延安干旱无雨,草木枯焦,加之吏治腐败,延安安塞人高迎祥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发动农民起义,其外甥李自成继而响应,战火烧至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始熄。此后到民国初,延安无大事,遂退出中央王朝视线。
红色中央十三年:新中国的雏形
到20世纪30年代初,延安虽然有陕北地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但在全国仍籍籍无名,绝大多数国人并不关注这个地方,直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从1936年至1948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红色中央的13年使延安闻名全国乃至全世界。在这里,共产党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努力,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大胆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政策都能在这里找到影子。
在思想方面,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中共党内思想逐渐统一。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新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内部意见达到了空前的一致。(摘自《新华网》)